第四章 病態的猶太恐懼症的興起，1918—1933（第2/18頁）

被天恨，被地恨；

心也恨，手也恨；

我們愛恨如一人；

英國，我們只有他一個仇人。

在維也納的猶太人社會，這位維也納的詩人並非是唯一作出如此兜售戰爭評論的人。甚至西格蒙德· 弗洛伊德至少在最初也宣稱“我的裏比多也獻給了奧匈帝國”。他承認他是第一次感到自己是奧地利人。弗洛伊德愛國主義的熱情很快就冷卻了，因為他的三個兒子都被應召入伍，且承擔了艱巨的任務。他的猶太同事也受到了應召：馬克斯· 艾廷頓為戰爭勝利的前景激動不已，卡爾· 阿伯拉漢姆被派往柏林附近的外科中心，桑德爾· 弗倫茲被派往匈牙利的輕騎兵部隊。還有一些奧地利猶太人很快參與了國家的服務。作家和後來的和平主義者斯特凡· 茨威格最初為奧地利的戰爭成就撰寫了宣傳文章。在20世紀將對哲學進行革命性改造的路德維希· 維特根斯坦急忙從劍橋趕回，成為奧地利軍隊槍炮手的志願兵，盡管疝氣可以讓他免除兵役。

許多理想主義的青年奔赴1914年奧地利的戰場，再也沒有回來。每個人都假定戰爭將於聖誕節很快結束，但是戰爭很快變成了一場消耗的拉鋸戰，造成了令人震驚的人員和物資損失。甚至鐵石心腸的軍國主義分子在看到傷亡名單的時候也倒吸一口涼氣。1914年固若金湯的前線很快出現了裂縫。左翼政黨不情願地投票支持戰爭撥款，但是希望保守主義的統治階層做出重大的政治和經濟上的讓步。當這些讓步沒有兌現的時候，政治的分歧以復仇的方式重啟。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只要戰爭持續，對取得戰爭成就的支持就一直在持續。對戰爭極度興高采烈的原因只能是：官方對痛苦麻木不仁，許多德國人錯誤地相信他們的領導能給予他們豐碩的戰爭果實。

德國最高統帥部缺乏協調多線作戰的能力，同時面對具有數量和生產能力決定性優勢的敵人，這些都使得德國絕無可能贏得長期的消耗戰。到了1916年，這變得越來越明顯，並且被馮· 興登堡和埃裏希· 魯登道夫的團隊特別糟糕的決策弄得更加復雜。在坦嫩貝格和馬蘇裏亞恩湖重創俄國人之後，在大多數德國人眼裏興登堡和魯登道夫成為了超人英雄，他們的聲望使得德國皇帝或者任何一個平民都變得十分矮小，以至於沒有人敢質疑他們政策的智慧。只要軍隊能夠忽悠公眾相信勝利就在眼前，對取得戰爭成就的支持就依然會令人震驚的強大。

真相是德國的軍事獨裁者，包括陸軍元帥馮· 莫爾特克、法爾肯海因將軍，以及興登堡和魯登道夫的團隊，笨手笨腳地制造了一個又一個災難。1914年，他們高度自誇的施利芬計劃沒有實現承諾的對西線的打擊；1915年和1916年，在西線徒勞無益的壕溝戰中他們犧牲了100萬士兵；1916年，他們竭力將英國海軍擊退出日德蘭群島的行動失敗。1917年，他們犯下了三次幾乎注定失敗的大錯：他們拋掉了必須和西方大國締結適度和平的任何機會，批準了無限制的潛艇戰，從而不可避免地把美國帶入了戰爭；他們還愚蠢地批準列寧從瑞士進入俄國發動俄國革命；最終在1918年他們準備了一系列無望的戰爭，面對確定的失敗，他們委派市民去安排停火事宜，然後又譴責他們“刺穿”了德國軍隊的後背。

戰爭的趨勢和失敗的可能性，對戰鬥部隊和支持戰鬥部隊的德國民眾產生了深遠的心理沖擊。四年野蠻的戰爭涉及恐怖而傷心的體驗，這一戰爭在根本上重鑄了許多人的人格。最初他們在花雨中奔赴戰場，追求英雄之死；然而，他們最終沒有獲取輝煌的勝利，而是發現了無盡犧牲的夢魘。正如羅伯特· 維特所指出的，他們所體驗的是潛伏在角落裏、同時被他們塑造的極權主義國家三個基本的性質：整體的犯罪、國家的強制、建立在民眾幸福基礎上的一種新的專制統治。由於戰爭具有對中央計劃的內在要求，對於德國人民來說，戰爭成為了一所社會主義的學校和一場集權主義的教育。後來一些人指稱它是“戰壕社會主義”，因為數以百萬計的人在戰壕裏相識，並學會了像同志一樣相互信任，而不再是不同的社會群體的成員。

戰壕也培育了新的、令人恐懼的人類：沒有感傷的、被剝奪情感的、被管制的、殘酷的、暴力的人。詩人恩斯特· 榮格後來把這種有效率的殺手美化為更高類型的人類存在，即未來的新人，他們狡猾、有力、無情，同時瘋狂而頭腦簡單，他們將擊碎沒有脊梁的資產階級文化的後背。正如榮格所正確預言的：“戰爭不是終結，而是力量新的提升。新的形式將充滿血，可能被堅硬的拳頭所掌握。”許多年輕人參與了世俗的十字軍，並且與其心理上的團結特征分享了“前線的體驗”，這些特征包括同志情誼、風暴般的突擊、自我犧牲，他們一生都對這些體驗十分珍惜，並積極地在和平年代推動士兵共同體的復制。這也是希特勒最喜歡的夢想，他在音樂廳廣場的那一天就發現了這個夢想，後來企圖通過將士兵的友誼情感永久注入和平年代，消滅階級差異，將戰壕精神注入日常生活，在第三帝國實現這一夢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