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病態的猶太恐懼症的興起，1918—1933（第4/18頁）

第一次世界大戰也帶來了以國際共產主義形式出現的世界革命。正像在俄國一樣，工人和士兵組成的委員會在德國出現，最初是在1918年10月下旬，基爾的水兵發生暴動，然後在整個德國蔓延。在柏林，人民代表委員會宣布自己是新政府的行政分支；在慕尼黑，獨立社會黨的庫爾特· 艾斯納得到工人、士兵、農民委員會的支持，他宣布成立社會主義共和國。俄國革命的再現似乎即將到來，然而事實上，對共產主義的恐懼被誇大了，因為德國不是俄國。在俄國，城市的工人階級比德國的工人力量在比例上小得多，他們在正規的工會陣線方面也缺乏技巧，也缺乏富有技能的工藝傳統，而這些都使得德國的工人先天具有更加保守主義的特征。工人、士兵、農民委員會的激進主義很快得到了多數派社會黨，也就是通常所說的社會民主黨的控制。他們由小心翼翼的工會主義者領導，這些人包括弗裏德裏希· 埃伯特、菲利普· 謝德曼、古斯塔夫· 諾斯克，他們對意識形態毫無興趣，甚至對為了共產主義去顛覆社會秩序更無興趣。他們擁護社會民主，主要聚焦基本的生活議題，這些議題包括更高的工人工資、更好的社會福利、更好的工作條件。在統治精英崩潰期間，權力暫時移交給社會民主的力量，尤其是社會民主黨（多數派社會黨）。1919年1月，他們擊潰了唯一一次革命左翼發動的嚴重暴動，發起者是卡爾· 李蔔克內希和羅莎· 盧森堡領導的斯巴達克斯黨。但是，社會民主黨這麽做，得到了軍方及其法西斯雛形的自由軍團的幫助。自由軍團抵抗著德國社會的共產化和民主化。弗裏德裏希· 埃伯特與傳統軍事精英的魔鬼協定可能挽救了溫和的社會主義者，使他們擺脫了共產主義革命的極端行為，但是它也注定新的、在魏瑪正在建立的民主共和國的短命。埃伯特最初同意不幹預軍隊傳統的結構；他不知道的是，這也使得他的黨沒有能幹預行政部門、大學、大型公司的傳統保守主義秩序。這些機構和集團厭惡民主進程，它們成為企圖毀滅民主共和國的右翼保守主義極端分子的聚合地。

從共和國成立開始，就能確認出三股主要的政治勢力：一是革命的左翼，它在1919年被擊潰，但是繼續推進世界共產主義的事業，厭惡在比例上大得多的多數派社會黨；二是溫和的多數派社會黨，他們暫時和天主教中央黨、資產階級中間派的民主黨派合作，從而給予魏瑪共和國一口苟延之氣；三是正在增長的保守主義右翼，最初它被戰敗所震驚和癱瘓，但是力量很快得到了恢復，把自己作為傳統德國價值觀真正的承擔者。戰後政治的標志就是這三股勢力，但是當埃伯特和社會民主黨同傳統的軍事工業精英在1918—1919年達成協議的時候，結果已經注定是保守主義的右翼占據上風，因此也預先阻止了在德國社會的制度和傳統當中進行任何根本的社會變革的可能性，也在左翼的共產主義者和右翼的保守主義者眼中使社會民主失去了信用。

1918年到1923年間，德國經歷了如此緊張的社會經濟和文化的震蕩，以至於它無法治愈許多內部的分裂，無法保護自身免於不斷增長的右翼極權主義的威脅。在這五年間，德國處於實際上是國內戰爭和大蕭條的狀態。僅在1923年一年，虛弱的共和國就從一個危機蹣跚到另一個危機：魯爾被法國人占領；共產主義—社會主義的體制在圖靈根和薩克森取得了政權；共產主義的暴動在漢堡發生；巴伐利亞落入了右翼反動派手裏，他們威脅要退出德國；德國的東部邊境受到波蘭人的威脅；460萬德國馬克才能兌換1美元。尤其是在德國的貨幣及其經濟在毀滅性通貨膨脹沖擊下發生崩潰之後，資產階級的文明處於崩潰的邊緣。歷史學家康拉德· 海登認為，這次經濟的動亂是“貨幣的死亡”，是物質富裕樂觀景象的終結，是對進步的世俗信仰的終結。許多生活在這個時期的德國人失去了對政府、對它美好的言辭、對它有關儲蓄受到法律保護的保證等等的所有信任。九年來，他們向政府犧牲了他們的生命和他們的儲蓄；而回報卻是，政府的戰爭借貸、儲蓄、投資現在都分文不值，因為政府浪費了三分之一的國民財富用於一場無效的戰爭。五年間的社會輿論氣氛充滿了狂暴和尋找替罪羊的期望。這就是為什麽這些年被正確地稱為國家社會主義和復活的猶太恐懼症的孵化期的原因。這兩個現象是緊密相關的，正如它們預示了在越來越多的德國人當中意識的“再神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