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病態的猶太恐懼症的興起，1918—1933（第3/18頁）

第一次世界大戰是人類殺戮行為的分水嶺，因為它加速了殺戮的步伐，現代民族國家據此完善了發動整體行動的技巧，包括科學的、技術的、經濟的、科層的、心理的，其目的非常明確，就是滅絕他們的敵人。根據奧默· 巴爾托夫的觀點，第一次世界大戰提供了動機和組織化的技巧，它們成為後來國家組織的大規模殺戮——包括大屠殺——實驗的標準。巴爾托夫提醒我們，死亡營在結構和組織上的模型是這次世界大戰的經驗：“整合了幾個軍事環境的所有屬性，諸如制服和鐵絲網、瞭望塔和點名、等級和秩序、訓練和命令。大屠殺因此是一個軍事化的種族滅絕，通過殺戮所有需要殺害的目標，同時保證任務執行者的安全，使得一切都變得更有成效。”這裏存在著某種可怕的東西：現代工業國家把自己變成了組織化殺戮的機器，無論其目的是拯救民主，保護國家的自身利益，還是更讓人困惑的是滅絕種族的敵人，或者實現追求英雄主義和死亡的浪漫主義渴望。對於許多年輕人來說，第一次世界大戰提供了使他們偏向法西斯生活方式的經驗，包括對偽宗教的民族主義和誇張的軍國主義的頌揚。

因為第一次世界大戰對於許多年輕人來說是一所法西斯主義的學校，因此也是惡毒的猶太恐懼症的學校。當戰爭的潮水轉向的時候，在武裝部隊內外潛在的反猶太偏見開始出現。1916年6月，議會中反猶太議員向國防部長提出了征兆不好的問題：有多少猶太人在前線服役？謠言流傳了一段時間，猶太人是逃避者，他們避免在前線承擔責任，有意選擇安全和有利可圖的職位。希特勒後來重復著這些錯誤的斷言，聲稱猶太士兵是躲在後方的膽怯紙人。

……行政管理部門的官員職位被猶太人占據。幾乎每一個職員都是猶太人，每一個猶太人都是職員。我感到驚訝，大批上帝的選民成為了戰士，我情不自禁地把他們和在前線沒有代表的猶太人加以比較。

這種惡毒謠言的結果是，國防部發起了一場全方位的猶太人的人數調查，但是它從沒有發布它的發現，而是宣稱結果只為了內部信息而非公共消費。正如先前所指出的，現實是猶太人承擔了和德國人一樣的責任，但是這個事實被有意地壓制了，因為公眾需要尋找替罪羊。這種尋找替罪羊是自發的，並且得到患有猶太恐懼症的黨派、協會和利益集團的積極推動。在普通大眾當中，一個人能發現所有種類的誹謗性的反猶太人評論，結論是：“猶太人沒有賺夠，因此戰爭還沒有結束。”當戰爭對德國人變得不利的時候，統治階層的精英和諸如泛日耳曼聯盟、祖國黨這樣的反猶太人團體聯手，為了將政府對戰爭錯誤運作的責任轉嫁出去，把人們的注意力從普通德國人承受的損失和不平等中分散出去，蓄意地激發猶太恐懼症的感情。戰敗使得對這種策略的運用變得更為普遍。四年來這個國家一直被灌輸勝利就在眼前，當它知道停火令人羞辱的條款和接下來《凡爾賽條約》的條款，確實震驚不已。《凡爾賽條約》的條款剝奪了德國的武裝部隊、商業海運，以及歐洲和海外有價值的領地，還要求嚴重地危害其未來經濟生存的嚴厲賠償。更糟糕的是，這個國家陷入了政治的混亂、君主制度的崩潰、國內戰爭，以及政治動蕩的年代。

戰敗的震驚伴隨著集體的不信任感，它們導致了一系列模糊了崩潰原因的否定，在恐懼、懷疑、隔離的氛圍中，在民主的基礎上重建這個國家的社會經濟和政治的根基變得非常困難。因為戰爭不是在德國的領土上發生的，軍隊以相對良好的秩序返回國家，因此許多德國人相信軍隊從來沒有在戰場上被擊敗，而是在國內被社會主義者、和平主義者、自由主義者或者猶太人破壞的。那些最應該為失敗受到譴責的將軍們反而把自己的戰敗歸因於失敗主義以及國內的破壞。阿道夫· 希特勒將一些無形的力量歸結為“十一月的罪犯”，他們被假定“在背後刺傷了德軍”。

在緊隨著德國戰敗的普遍崩潰中，除了舊的歐洲躺在廢墟當中，幾乎沒有一件事是清晰的。戰爭吞噬了近200萬德國人的生命，而且造成了更多的永久性傷害。一代年輕人在歐洲的戰場上流血而死，存活下來的人因為戰爭的經歷留下了永久的創傷，缺乏心理上的資源，這些資源卻是建立穩固而和平的社會所必需的。出自戰敗的創傷，出自權威古老象征的消失，暴力、國內沖突、極端主義的年代到來了。戰後的混亂一直延續到20世紀20年代，並且在1929年的大蕭條中被重新點燃。以這種動亂為背景，人們必然發現政治的病狀在增長。和在歐洲其他地方一樣，在德國，一代政治極端主義者在政治的舞台上遊蕩，尋找著救世主式的領導人，他能夠把他們從戰場無意義的犧牲中拯救出來，恢復已經和古老權威一並消失的集體目的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