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魏瑪時期的德國人和猶太人（第2/25頁）

十四年來（1919—1933），德國人不樂意嘗試民主，因為民主從一開始就被戰敗、背叛感蒙上了汙名，因此它僅僅是虛弱的蘆葦。民主憲法本身是雨果· 普羅伊斯的作品，他是一位猶太人和進步的自由主義者，在戰前是一位邊緣化的學院局外人，當舊的秩序崩潰之時，為了幫助民主的新德國，他從灰暗中脫穎而出。在他一門心思地努力為他受到戰爭破壞的國家發現最好的制度安排時，他折中地從幾個方面進行了選擇：美國的憲法、歐洲議會代議制最好的幾個特性，甚至1848年法蘭克福議會流產的憲法。普羅伊斯不得不與敵對的政黨和社會利益集團合作，進行必需的被迫妥協。在幾次小心翼翼的修訂之後，最終的文獻在許多方面都是德國社會不和諧的鏡像。然而，從紙面上看，這是一個極好的民主文獻，提供了廣泛的自由和許多進步的創新，這些都使得它成為世界上最民主的憲法之一。然而，普羅伊斯個人懷疑這個民主憲法是否會在一個民族手裏發揮作用，因為這個民族在心理和歷史上都沒有為自我管理有所準備。他甚至十分懷疑這樣一個制度是否應該交給一個民族，因為它身體的每一個肌腱對此都有抵觸。

一個民主制度的先決條件不僅是一部民主的憲法，而且是社會樂意將其主要機構民主化，其中包括行政部門、學校、警察、軍隊。但是，十分清楚的是，大多數德國人並沒有準備這樣做。霍亨索倫家族退位了，但是家族的將軍們，或者陸軍元帥們，或者甚至更廣泛的中產階級，他們和軍隊一道，依然相信皇帝統治的民族主義的幻覺。盡管法律的制定交給了共和主義的法律制定者手中，但是法律的執行依然保留在保守主義和反民主的官員手中。德國的精英從革命的風暴中存活下來，如今他們在每個階段都反對共和國；在1929年大蕭條非常清晰地出現之後，大量的德國人都拒絕民主。

在共和國中，最深遠的分裂涉及德國人身份的核心和靈魂的戰爭，它是恪守傳統價值觀的保守主義分子與支持各種新的、創造性的激進思想的現代主義分子之間的文化鬥爭。盡管在皇帝統治時代已經浮現出來，但是到戰後才以特別的力度和緊張度爆發出來。現代主義質疑中產階級現實的基本信條，特別是對理性以及真理、美、道德等客觀標準存在的信仰。這種文化假定已經構成了帝國時期美術、音樂、文學的基礎。人們希望一位優秀的德國藝術家或作家描繪愛國主義和積極向上的主題，它們頌揚城鎮和鄉村的自然之美，強化基督教的虔誠。人們希望藝術形式在個人層面是新浪漫主義和感傷主義，在公共層面是恰如其分的新古典主義。從理想的狀態來說，它是新古典主義及其美學偏愛的高貴混合，帶有對光鮮的風格、高貴的約束以及浪漫感情和個人創造性高尚的追求。實際上，一個沒有找到永久和安全政治風格的國家，不可能在文化領域發現風格。甚至在戰前，幾種文化風格相互競爭，反映了新的國家深刻的社會經濟分裂：封建貴族傳統的風格、中產階級清教主義的價值觀、萊茵蘭和南部德國的天主教文化、工人階級新興的文化。總之，基調是在宏大景觀和內在主觀性之間波動，通常缺乏政治的信仰。

德國文化的方向受到現代化的力量和第一次世界大戰創傷性沖擊的強烈影響。現代化對文化產生了新的要求，因為它涉及對適合大眾而非小部分精神精英的不同表現形式的探索。現代化的拉動是朝著新的方向而非舊的方向，通常是以古代傳統和繼承而來的生活模式為代價。即使在正常的環境下，這一進程也伴隨著廣泛的焦慮，更何況是在失敗的戰爭及其混亂的結果之後到來，因此這一進程的沖擊力在德國遠比在其他國家尖銳。

盡管德國在帝國時期已經體驗了現代性的沖擊，但是變化的閘門直到魏瑪共和國才真正開啟。這就是為什麽在文化的保守主義看來，魏瑪共和國無疑與時尚、道德觀念、知識分子的態度等每一個威脅性的變化之風相關聯的原因所在。從知識分子的角度來看，愛因斯坦的相對論和海森堡的不確定性原理是20世紀20年代的特性。這兩個理論闡述了不穩定的宇宙，並且告訴我們所有的“事實”只是對不同的可能性轉瞬即逝的感知。真理似乎是主觀知覺的和道德的功能，僅僅是集體選擇的結果。咆哮的20世紀20年代引出了一個道德不確定的新時代，使一切變得更加動蕩不安。四年戰爭把整個一代人變得殘暴起來，他們似乎被剝奪了曾經引導德國創建期那一代人的道德標準。許多年輕人，尤其是那些受到戰爭創傷的人，展現了心理失調的動蕩不安的征兆。這一失調涉及壓抑、尋找替罪羊、類似妄想狂的恐懼、進攻性行為，尤其是強烈的代際沖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