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魏瑪時期的德國人和猶太人（第3/25頁）
針對老一代的反抗，尤其是對那些把他們的孩子送入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父輩的反抗，在年輕人日益增長的痛苦中構成了重要的因素，並且毫不令人驚訝地經常以文學的形式來表現這種反抗。年輕的猶太詩人格奧爾格· 海姆在日記中寫道：“假如不是我那位豬一樣的父親，我早就成為了一位偉大的詩人。”在戲劇舞台上，弑殺父母並非稀有的主題，特別是在瓦爾特· 哈森克勒費爾的《兒子》，以及阿諾特· 布龍寧的《父親的謀殺》中更是如此。當哈森克勒費爾戲劇中的兒子問他的朋友“我應該做什麽”時，這位朋友回答道：“消滅家庭的暴君。記得和父親的鬥爭就猶如對前一個時代君王的復仇一樣。”這樣的代際復仇主要針對的是國家一批殘酷的父親，他們壓制了個人的創造性，並且強制他們的兒子參加四年愚蠢的屠殺。一些年輕人以虛無主義的方式尋找庇護所，一些年輕人尋找救世主式的領袖，他將拯救犧牲者，引導他們走向輝煌的未來。尼采式的打碎舊的偶像，包括父母權威的心態，在戰後時代彌漫。在一個不再穩定和不可以預見的世界，有關“美好舊世界”虔誠的宣言，或者對基督教道德的自以為正義的呼籲，現在似乎都有點虛偽、陳腐和空洞。既然如此，為何不就為今天和聚會活著呢？畢竟“人活著短暫，死了長久”。這樣一些態度在柏林歌舞表演的餐館歌曲中得到非常好的體現，也表達了在病態的恐懼、痛苦和死亡之後享受生活的一種簡單的人類需求。
直到希特勒扯下咆哮的20年代的帷幕，整整十年，許多德國人都在享受愛神戰勝死神的短暫歡愉，體驗著迄今為止在德國從未被人所知的自由感。在這個國家，嚴明的紀律和公開的從眾控制了幾代人。這個國家被真正的舞蹈狂熱所控制，性從禁忌道德的領域浮現出來。性的表現從偽科學的研究機構，到裸體表演、赤裸裸的色情文學，範圍極其廣泛，柏林成為了自由的性都。在那裏，有歌舞表演的餐館、妓院以及雜志，用諸如“閨房裏的夜晚”“逼良為娼的交易”“帶著鞭子的女人”“性交的異國方法”等標題誘惑著人們。1919年，演員康拉德· 維德特塑造了一個正被敲詐的上層階級的同性戀者。這部電影的結尾是馬格努斯· 希施費爾德博士的一個短暫演講。他是性科學學會的建立者，他告訴觀眾，對這個受到嚴重誹謗的少數人的錯誤對待很快就會成為過去。電影引發了騷亂，猶太人希施費爾德被一個暴民毒打，並受到保守主義報紙的譴責。德國人認為舞台是公共道德的論壇，他們被新的極端的劇作家，特別是表現主義，提供給他們的涉及私通、強奸、賣淫、弑父、弑兄的內容所震驚。1919年至1933年間，關於性行為的議題，特別是關於《輪舞》一劇的演出展開了激烈的爭執。《輪舞》是由奧地利戲劇家阿圖爾· 施尼策勒創作的，它由十個獨立的部分或對話構成。在其中，來自不同生活階層的夫妻在舞台上演出，在性交前後聊天。性交直接用落幕六秒鐘表示，其間觀眾聽見圓舞曲的幾個節拍，或者飛馳列車的聲音。在性交之前，男人通常快速地達到他們的目標，同時女人展示出一些非常滑稽的減緩速度的技巧；在性交之後，女人一般都想要知道她們是否依然被男人所愛，一個扮演粗野士兵的角色對此回答道：“這個嘛，你應該已經感覺到了，瑪麗亞小姐。”盡管對性道德有著詼諧的社會學評論，但是這部戲劇無論在哪裏上演都引發了抗議的咆哮。在維也納，抗議者打開消防龍頭，淹了劇場。在柏林，年輕的右翼暴徒向舞台投擲臭彈，譴責這部戲劇是顛覆德國人正派禮儀的猶太人陰謀。這種特別針對猶太劇作家的騷擾，成為了共和國期間的普遍現象。
盡管文化的保守主義假裝被新的性自由所震驚，表達了毫無節制的譴責，但是戲劇舞台，甚或“墮落的產業”，並非如它看起來那樣有害和無所不在。正如瓦爾特· 拉克爾提醒我們的，大量傳統的虔誠和自我約束依然在發揮著作用，甚至在罪惡深重的柏林。在那裏，著名的“提勒歌舞女郎”也要和一位監護人一道出行，並且必須在每晚祈禱。但是，在許多保守的德國人看來，世界已經混亂不堪，他們相信肆虐邪惡的罪惡之都（《聖經》中所多瑪城和蛾摩拉城）是兩性放縱的共和國或“猶太人”政策的結果。
一些歷史學家所說的第一次“現代的”文化，事實上是保守性傳統和創造性實驗奇異的混合物。在20世紀20年代，德國的知識分子——包括許多猶太人——構成了現代性的先鋒，並且將我們依然在不同領域運用的意識方式聯結起來。這些領域包括心理學、哲學、社會學、美術、自然科學。先鋒派運動急劇擴散：心理分析、知識社會學、表現主義、無調性音樂、包豪斯建築、存在主義哲學以及量子物理學。在幾乎所有領域，猶太人都是傑出的，甚至是支配性的。柏林的精神分析所是在弗洛伊德的倡議下由馬克斯· 艾廷頓建立的，得到了漢斯· 薩克斯和卡爾· 亞伯拉罕的支持，他們都是猶太人。這個研究所訓練了一大批傑出的心理分析師，他們當中許多也是猶太人：卡倫· 霍尼、弗朗茨· 亞歷山大、威廉· 賴希、梅拉尼· 克萊因。在社會學領域，社會研究所成立於1923年，它信奉批判的馬克思主義的人道主義，與此相關的學者在社會科學領域為未來的幾十年提供了理論的動力，尤其是該所20世紀30年代搬到紐約之後。這些學者其中大多數是猶太人：馬克斯· 霍克海默、特奧多爾· 阿多諾、瓦爾特· 本雅明、弗朗茨· 諾伊曼。在文學領域，明亮之星組成的銀河，一些是傳統的作家，一些是十分先鋒的作家，他們照亮了整個戰後文學的天空。其中包括托馬斯· 曼和亨利希· 曼兄弟、赫爾曼· 黑塞、貝托爾特· 布萊希特、羅伯特· 穆齊爾、萊納· 瑪麗亞· 裏爾克、斯特凡· 格奧爾格、戈特弗雷德· 貝恩、阿爾弗雷德· 德布林。在音樂領域也是如此，出現了新穎的、創新的趨向，藝術家用不和諧的聲音表現不安的感覺，他們包括阿諾德· 勛伯格、保羅· 欣德米斯、庫爾特· 威爾。建築和藝術的關系比以往更為緊密，並用新的思想和象征表現形式進行實驗。瓦爾特· 格羅皮烏斯和包豪斯強調藝術和技術的結合，用鋼材、玻璃、強化水泥、塑料進行實驗，以實現純粹形式和功用結合的理想。最後，源於理論物理學和存在主義哲學，出現了模糊的、很大程度上是主觀的、觀念的宇宙，它強化了有關焦慮、不確定、現代生活的含糊等四處彌漫的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