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納粹的種族國家（第2/14頁）

在德國內部，這樣瘋狂的思想不僅被希特勒，也被越來越多的種族狂熱分子非常認真地持有，後者想要通過從基因庫中消滅所有有害的元素來凈化德國的種族。這些元素作為心理疾病通過病毒攜帶者被注入德國種族當中。病毒攜帶者包括有遺傳疾病的人、同性戀者、異族的劣等人——吉蔔賽人、斯拉夫人，以及猶太人。這些種族的狂熱分子潛入了政黨要位、各種國家重要機構，以及學術和醫學圈子，試圖建立一種新的、可以測定人的價值的新標準。正如後來所證明的，它是一種偽科學的迷信，本質上非理性的標準，它把人類種族劃分成一個新的自然尺度，在其頂點是雅利安種族，在其底部是猶太種族，後者是破壞所有健康種族的致命細菌。根據這種新的種族達爾文主義的標準，因為納粹把種族理論嫁接在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流行觀點上，這樣納粹廢除了作為人類自由和尊嚴閃亮燈塔的法國大革命的原則。正如納粹宣傳部長戈培爾在1933年4月1日向民眾進行廣播演講時所言：“1789年從此從歷史上徹底消除。”這一天，這個政權宣布聯合抵制猶太商品。

在廢除1789年原則的時候，納粹分子實際上相信他們可以開始醫治社會和文化的分歧。這些“破壞性的”原則據說要對德國社會的衰弱和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失敗負責。他們將民主、整個民主的生活方式與富人（財閥）的經濟利益聯系起來，與對自私的物質主義和墮落的生活方式的迷戀聯系起來。在他們眼裏，民主是猶太財閥的創造物，它的真正目標是剝削、弱化和毀滅德國民眾。除了在一黨體制中給工人階級提供欺騙性的經濟平等的承諾來迎合他們之外，納粹分子同樣厭惡共產主義，因為它也是1789年“錯誤的”原則中生長出來的。包括希特勒在內，一些更加居心叵測的人視民主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是一條線上的東西。猶太人為了自己的計劃操縱著這兩個體制，他們的破壞性影響就是所有民族和種族文化的毀滅，並被國際猶太人所取代。

但是，不僅僅是希特勒和他的納粹追隨者拒絕20世紀兩個競爭的政治運動。保守主義的政治和知識共同體都分享了納粹同樣的反民主的信念，它以同樣尖銳的民族主義和帝國主義的腔調表達了出來。唯一的區別是保守主義者都是傳統的精英分子，他們的財富和社會地位使他們懷疑納粹黨內部左翼所宣揚的平等化信條。但是，在大部分議題上，納粹分子和保守主義者發現了更多的共同基礎。他們都聯合在民族主義的旗幟下，呼籲血統和土地、強大的集權主義領導的需要、母親和家庭、德國的偉大性、紀律的美德、勤奮工作、為國捐軀。事實上，納粹革命在很大程度上依賴先行的保守主義的反革命，它已經拒絕了民主，把它作為無效的統治形態和低劣的生活方式。

在興登堡一代及其年輕的軍營隨從眼裏——如海因裏希· 布呂寧、庫爾特· 馮· 施萊歇將軍、弗朗茨· 馮· 巴本、埃德加· 馮· 榮格——西方民主代表著完全無效的統治工具，因為它鼓勵導致癱瘓的政治分裂，阻止了國家利益目標的實施。這些人相信國家的衛士不應該使自己服從自私的利益集團和黨派變化無常、相互沖突的訴求和反訴求。他們應該是偏愛君主體制的、集權主義國家授權的超越黨派之上的國家公務員，他們的決策是建立在專門知識基礎上，而非黨派的關系或經濟的自我利益。保守主義的精英信任集權主義的公務員國家，他們在其中作出自己決定的這個國家，是由具有奉獻精神、受過良好教育、無黨派的公務員維系的，這些公務員將國家利益置於任何黨派的利益之上。根據他們的觀點，議會的角色應該被限制在立法規則的詮釋上，同時執行的功能應該控制在集權主義的政府及其管理分支手中，即公務員和軍隊手中。

保守主義者不僅動搖了魏瑪的民主體制，也在德國選民的背後陰謀去委任希特勒為總理，希望把納粹主義的大眾動力用作鞏固自己反民主的反革命行為的工具。但是，他們很快發現希特勒拒絕成為順從的卒子；相反，他很快采取了幾個大膽的行為挫敗了其對手的政治策略。盡管保守主義精英自己的革命已經偏離了方向，但是他們很快被希特勒拋給他們的政治或軍事地位所腐蝕。只要希特勒將他激進的褐衫隊懸置起來（在對羅姆的清洗之後他確實這樣做了），並且重新將國家武裝起來，恢復經濟的繁榮，粉碎共產主義這一對立面，創造出德國偉大的形象——即使是一個電影裏的幻象——只要希特勒能夠做這些事，保守主義者就能夠糊弄自己相信納粹革命也是一場保守主義的革命。只有當希特勒的戰爭失敗時，只有當希特勒暴政的全部沖擊力開始直接撞擊保守主義精英的生活和工作時，他們才開始叛變，但那時已經太晚了。除了少數早期的背叛者和沒有效果的抗議，保守主義的精英保持了對納粹的忠誠，尤其是保持了對集權主義價值體系的忠誠。這個體系制造了一種產生於對更高權威的服從、技術理性和尚武美德的迷戀癖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