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納粹的種族國家（第3/14頁）

無疑，傳統的精英有時被納粹所使用的偽民主口號所困擾。那時，納粹會宣稱他們已經創造了一個和諧的民族共同體，在其中，以往的分歧已經消解，領導權被富有大眾魅力的、代表民族主權意志的元首牢牢掌控。這些花言巧語可能被輕易地漠視，尤其是從納粹自己毫無羞恥地、坦率地鼓吹他們精英主義的信念開始。當然，他們的精英主義采取了稍微不同的形式，因為至少從外觀上看，它宣稱是建立在種族而非階級基礎上的。種族優越性的信條恭維了許多德國人，並且對他們很有吸引力，尤其對那些迷戀民族主義信仰的人來說，正如許多具有保守主義思想的德國人幾代都是如此。種族的信條也成為了社會整合的工具，作為一個政治策略，依靠它，真正的社會問題在被用來支撐集體自大的空洞口號的掩蓋下可能變得含糊起來。國家社會主義很大程度上是一個模糊現實的方法體系，因為它創造了共享的敵人（猶太人、共產主義者、自由主義者、和平主義者、吉蔔賽人、耶和華見證會教徒），依靠采用綜合的策略（極端的民族主義、種族主義、戰時國家主義、人為的十字軍東征、戰爭）掩蓋社會問題。但是，毫不含糊的東西是殘酷的現實，它由一個反社會的領導層和一個恐怖的警察系統構成，它們威脅著每個反對這些官方欺騙和妄想的人。

在追蹤導致大屠殺軌跡的時候，我們發現在納粹體系中最明顯的妄想也是其最具革命性的成分——種族。納粹領導層以各種方式追求種族政治，遠遠超出修辭的策略或者整合社會的策略。種族主義是一個形而上的信仰體系，它拒絕所有人本質上的平等，相反，它相信種族集團之間的不平等是生活的本質。種族主義者除了他們相信雅利安人在種族上，因而也在文化上優越於猶太人、黑人或者亞洲人之外，沒有為這種信仰提供任何科學的證據。強烈的、自說自話的種族優越論的信念，普遍地替代了理性的科學證據。由於沒有能依靠理性的觀點說服人，納粹的種族狂人退卻到這樣一個可能作出正確結論的前提當中：雅利安人是優越的，因為他們擁有優越的力量。總之，納粹的種族主義分子用種族優越論的信念和力量的規則來衡量優越性，他們相信自己是優越的，並企圖用優越的力量恐嚇他們的對手臣服來證明這一點。

但是，假定這樣殘暴的態度顯示了他們真正代表的邪惡無疑是錯誤的。相反，種族主義的信仰被教誨為一種高貴的理想，它要求理想主義的、富有奉獻精神的、誠實的人們的支持。納粹政權企圖灌輸，尤其向年輕人灌輸同質的種族共同體的理想，這個共同體清除了所有異己的因素，成功地制造了一個新的超人種族，因為只有以這種方式，這個國家的軍事才可能得到重建，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失敗才可能雪恥，千年帝國才能出現。在教誨這些不定型的、宏大的、一直以理想主義的最高調定音的思想中，納粹政權發現了許多充滿激情的信仰者。它可以如此作為，因為許多德國人生活在十多年的危機中，能夠看到經濟艱難和痛苦的歲月，視納粹主義為再生和希望的運動。它可以如此作為，因為它的花言巧語對於年輕人、對於他們自我犧牲的感覺、對於發現生活意義的渴望特別具有魅力。那時，幾乎沒有德國人發現，體現這些渴望的希特勒實際上正在把德國年輕人的理想主義導入殘暴和好戰的終點，他利用了變態的軍國主義，將狹隘的民族主義嫁接到生物種族的維度來將其復活，將殘暴和非理性浪漫化，將集權主義帶到它最高的歸宿——盲目地服從。

在崇高的理想和富有誘惑力的花言巧語的掩蓋下，納粹掩蓋了這些變態。希特勒是士兵政治家和藝術家的結合體，他對審美對象十分敏銳，知道說服需要信念的改變，知道這樣的信念改變在其更深的心理水平上是激情的而非理性的。因此，需要對民眾進行持續的，確切地說是不斷的呼籲；因此也是持續的努力，去剝奪德國人的個性，引誘他們相信官方宣揚的神話。

在這一大眾誘惑政治當中，最危險的妄想——危險是因為同樣毀滅了德國人和猶太人——是雅利安種族優越性的神話。對這一神話的信仰不僅為針對猶太人的戰爭，而且也為針對精神上或生理上殘疾的民眾、吉蔔賽人、黑色“萊茵蘭雜種”、同性戀者，後來還有斯拉夫人、其他“亞洲低等民族”——除了日本人，他們成了“榮譽的雅利安人”——的攻擊添加了燃料。正如前面所示，種族的信仰是“令人尊敬的”，尤其在19世紀後期以來知識分子的圈子裏，但是直到1933年納粹掌權之後，這些種族的思想才得到官方的支持，並且被一個現代科技治理的國家公開制度化。這個國家正很快地轉變為具有與極權主義國家相關的所有典型特性的極權主義國家。這些典型特性包括：一位富有個人魅力的獨裁者、單一的大眾政黨、恐怖的警察組織、對大眾傳媒的壟斷、對武裝部隊的壟斷、計劃經濟體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