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在新納粹種族國家的猶太人，1933—1939（第2/29頁）

當然，回過頭來看，我們現在知道事態對猶太人來說一直變得更加惡劣，但是在1933年春季，德國50萬猶太人中的絕大多數並不知情。盡管希特勒公開宣稱猶太人致命的影響，但是許多德國的猶太人采取了坐視的態度，心懷最好的希望，決定留在德國。他們這樣做了，因為他們感到自己是真正的德國人，相信德國人和猶太人有著可以存活下來的共生關系，並且他們在經濟和心理上深深紮根在德國這個祖國。最初，只有少數猶太人，多數是知識分子和納粹的政治對手不情願地決定離開這個國家，尤其當他們失去自己的地位或者擔心生計的時候。當希特勒掌權的時候，愛因斯坦正訪問美國。愛因斯坦堅信納粹主義總體上說是一種“心理錯亂的狀態”。納粹分子認為這位物理學家是狡猾的猶太人的典型代表，他的科學是就是建立在反常和扭曲基礎上的。這樣，當愛因斯坦在1933年3月末坐比利時的班輪回到歐洲的時候，他被告知他在柏林郊區的房子被一幫尋找犯罪證據論文的納粹暴徒沖入，他決定放棄普魯士公民的身份和普魯士學院院士的資格，再也沒有踏上德國的土地。

哲學家恩斯特· 卡西雷爾是皇皇三卷本著作《符號形式的哲學》的作者，他也很快發現納粹的體制對猶太人意味著什麽。他對妻子私下說：“我們這種人在德國沒有什麽可追求，也沒有什麽可希望的了。”卡西雷爾具有不同尋常的、預言性的洞察力，他還說：“我猜想這個政權將持續十年，但是它激起的邪惡可能將持續一百五十年。”這個判斷建立在他堅定的信念上，即納粹政權的目標與其說是對猶太人的迫害，不如說是對猶太人的滅絕。卡西雷爾承認他沒有興趣或能力斷定猶太人的毀滅是如何展開的，但是鑒於這種行為內在的非理性和侵略性，納粹政權是不會停止消滅它真實和想象的敵人。卡西雷爾是少數幾個從一開始用完全清晰的邏輯看清納粹主義本質的知識分子，他認識到，納粹主義具有非理性的毀滅性，它一方面在本質上建立在種族的神話上，一方面在其動力形式上建立在為了證實自己而從事的永久侵略上。卡西雷爾一直認為，假如一個人抓住了任何生存條件的本質原則，那麽他就不必使自己忙於這一環境所產生的細枝末節。甚至在他逃離德國的時候，他都沒有讓自己沉溺於最近發生的納粹行為。他所擔心的只是這一萬字徽的國度是變態的國度，它和他過去熟悉的德國沒有一點相似之處。他相信這個新的體制因為自己非理性的動力而最終自我毀滅。依靠以無限的成功不斷地證明自己，當成功最終轉向失敗的時候，這個體制將毀滅其存在。

卡西雷爾不是唯一一個在1933年春季預感到不祥的人。到1933年末，納粹德國已經排出了大量的處於領導地位的猶太知識分子、科學家、作家、藝術家和音樂家。正如紹爾· 弗裏德蘭德爾提醒我們的，值得注意的是，納粹分子是通過企圖將猶太人直接驅逐出文化領域開始他們對猶太人攻擊的，在這個領域，猶太人無疑發揮了最有害的影響。

1933年3月13日，約瑟夫· 戈培爾被任命領導一個新部門——公共啟蒙和宣傳部，它由幾個主要的部門或辦公室組成：繪畫和雕塑、文學、音樂、戲劇、電影、廣播、新聞。假如德國的藝術家、作家、音樂家還想發揮他們的創造技能，就必須參加這一組織。但是，它不允許非雅利安人參加，從而有效地剝奪了他們的公共性和生活能力。僅僅三天後，布魯諾· 瓦爾特就被迫取消了一場萊比錫布商大廈交響樂團演奏的音樂會，因為他是“非雅利安人”。後來同樣的事情也發生在其他一些著名的音樂家身上，他們包括阿圖爾· 施納貝爾、奧托· 克倫佩勒、埃米爾· 費爾曼。

戈培爾特別渴望清洗普魯士藝術學院裏的猶太人和現代主義的元素。1933年2月，文學部主任亨利希· 曼和藝術部成員凱綏· 珂勒惠支聯名簽署和發布了一份請願書，呼籲共產主義的和社會主義的政黨聯合力量參加即將到來的三月選舉，以阻止德國“墜入野蠻”。為了回應這一挑戰，納粹的文化專員伯恩哈特· 魯斯特告訴學院的負責人馬克斯· 馮· 席林，他將關閉學院，除非它的反抗者閉嘴。珂勒惠支和曼立即辭職。戈特弗裏德· 本恩被選為文學部主任，他起草了一份總體的決議，呼籲院士停止所有進一步的政治活動，把自己完全奉獻給國家再生的任務。盡管大多數院士在本恩的決議上簽了字，但是幾位著名的人物（阿爾弗雷德· 德布林、托馬斯· 曼、裏卡達· 胡赫）選擇了辭職，而不是在這份反知識分子的文獻上簽下自己的名字。當這份令人羞辱的決議簽署的時候，托馬斯· 曼作為流亡作家已經生活在瑞士，他的哥哥亨利希· 曼也辭去了院士，加入了他弟弟的流亡生涯。阿爾弗雷德· 德布林在2月27日國會縱火案之後就逃亡瑞士，擺脫了一個一直尾隨著他到柏林火車站的納粹官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