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在新納粹種族國家的猶太人，1933—1939（第3/29頁）

依然拒絕納粹化的普魯士學院的院士，結果被內閣法令免職。到1933年末，1932年學院文學部半數以上的成員遭到驅逐。同樣的事情也發生在學院的其他部門。德國畫家的前輩、學院榮譽院長馬克斯· 利伯曼1933年5月7日辭職，兩年後在納粹德國悄無聲息地去世。他的遺孀在1943年3月自殺，而非面對向東方的放逐。所有領域的一流天才不斷地遭到放逐，從而終止了作為魏瑪文化標志的德國人和猶太人共同作出貢獻的狀態。阿諾德· 勛伯格在1933年10月來到美國，阿諾德· 茨威格被納粹取消了國籍，他前往巴勒斯坦，同時他的哥哥斯特凡逃亡了巴西，斯特凡和妻子在那裏一道自殺。特奧多爾· 萊辛逃往捷克斯洛伐克。納粹殺手在那裏跟蹤到了他，並把他殺害。庫爾特· 圖霍爾斯基1935年在一家瑞典的飯店吞食了毒藥。恩斯特· 托勒在一家紐約的飯店上吊自盡。自殺奪去了其他著名的猶太人的生命：恩斯特· 魏斯、瓦爾特· 哈森克維爾、瓦爾特· 本雅明、卡爾· 愛因斯坦、阿爾弗雷德· 沃爾芬施泰因，等等。埃裏希· 穆薩姆和卡爾· 奧西茨基在納粹集中營受到了可怕的折磨，最後被殺害。然而，許多其他人帶著魏瑪的精神來到國外，在那裏繼續著流亡的生活。

1933年5月10日，戈培爾鼓動了一個令人厭惡的、永遠是德國文化記載中一個汙點的事件——焚燒政治上不正確的圖書。詩人海因裏希· 海涅曾經預言性地認為，從焚書到燒人僅有一步之遙。這一特別的“清洗行動”由德國學生聯合會執行。它的目標是從圖書館和書店清除非德國人的或者外國人的尤其是猶太人的作品。5月10日，德國所有的大學舉行集會，學生、教授、納粹黨的官員在集會期間爭先恐後地表示對納粹政治正確性的敬意。戈培爾調動了整個通訊機構壟斷地記錄了這一對後代來說可恥的事件。柏林焚書是宣傳主管親自發動的，他大聲疾呼，將這一事件合理化：

同學們、德國的男人和女人！極端的猶太人的知識狀態現在已經結束，德國革命的成功再次給予德國精神以正道……你們做了一件正確的事情，在深夜把過去邪惡的精神付諸火焰。這是一件有力的、偉大的、象征性的行動，這一行動在整個世界面前見證了這樣一個事實：“十一月共和國”已經消失。從灰燼中將升起帶有新的精神的鳳凰……過去正在我們心中的烈焰中倒下……我們的誓言將被這些烈焰點燃，我們一再歡呼帝國、民族、我們的元首。

實際發生的焚書伴隨著黨衛隊和沖鋒隊的小分隊演奏進行曲和民族歌曲，把這一事件推向高潮。九名學生代表被分發了屬於九個類別的圖書，他們將這些名聲敗壞的圖書丟進火裏，同時發出詛咒的言語：

第一個學生：

為了民族共同體和理想主義反對階級鬥爭和唯物主義！我把馬克思和考茨基的書扔進火裏。

第二個學生：

反對頹廢和道德的腐敗。為了家庭和國家的紀律和道德！我把亨利希· 曼、恩斯特· 格勒澤爾、埃裏希· 卡斯特納的書扔進火裏。

第三個學生：

反對政治的不負責和政治的背叛。為了民族和國家！我把和平主義者弗裏德裏希· 威廉· 福爾斯特的書扔進火裏。

第四個學生：

反對誇大建立在對心理毀滅性分析基礎上的無意識沖動。為了人類靈魂的高貴！我把西格蒙德· 弗洛伊德的書扔進火裏。

第五個學生：

反對歪曲我們的歷史，詆毀我們的偉人。為了尊重我們的歷史！我把埃米爾· 路德維希和維爾納· 黑格曼的書扔進火裏。

第六個學生：

反對非德國的、猶太民主一類的新聞業。為了在民族的重建工作中負責任的合作！我把特奧多爾· 沃爾夫和格奧爾格· 伯恩哈特的書扔進火裏。

第七個學生：

反對對第一次世界大戰士兵的文學背叛。為了以真實的精神教育人民！我把埃裏希· 瑪麗亞· 雷馬克的書扔進火裏。

第八個學生：

反對自以為是地貶低我們德國語言。為了培育我們這個民族最寶貴財富。我把阿爾弗雷德· 克爾的書扔進火裏。

第九個學生：

反對魯莽和專橫。為了敬畏和尊重我們不朽的德國民族精神！火焰吞沒圖霍爾斯基和奧西茨基的書吧。

同時，戈培爾和羅森貝格組織了對猶太知識分子、科學家、藝術家、作家、音樂家的攻擊，其他納粹領導人和機構也參與到減少所謂的猶太人對德國人生活和文化的有害影響。在大街的層次上，這些對猶太人的攻擊通常是由沖鋒隊領導層煽動，並由其政治步兵沖鋒隊隊員執行，他們是一些粗暴的、穿著褐衫的人，控制著大多數的德國的城市街道。根據邁克爾· 卡特的觀點，交互影響的模式在個人的首創、半合法的野蠻行為、政府的立法之間波動，這是從1933年1月30日到1935年9月，從希特勒被任命為總理到《紐倫堡種族法》頒布這段時間的典型特征。大多數野蠻的行為受到沖鋒隊的激發，出現在德國城鎮和鄉村。正如卡特指出的，沖鋒隊由大約200萬年輕的德國人組成，年齡在十七歲以上，大約占全部男性人口的10％。因為沖鋒隊培育了對猶太人殘忍的仇恨，並且將這一仇恨灌輸到它的成員當中，因此我們可以得出結論：到1933年夏季，10％的成年人受到反猶太人偏見的強烈感染。假如我們把這些反猶太人的人數和納粹黨的其他成員相加——1933年黨員數量超過100萬——那麽，暴力的猶太恐懼症患者的數量可能會更高。另外，因為德國民眾傳統上先天就有宗教形態的或大眾歧視的反猶太人偏見，因此當沖鋒隊侵擾、羞辱，或者在身體上攻擊猶太人時，德國人總體上來說並沒有表示憤慨也就無需過於驚訝了。當然，這並非必然意味著旁觀者都充滿了對猶太人的暴力仇恨。一些可能有，一些可能沒有。除了反猶太人的偏見，他們的被動性可以歸因於對在一個不寬容對立面的極權主義國家中遭到逮捕這一可以理解的恐懼。毫無疑問，這也可以歸因於德國公共生活中匱乏公民不同意的傳統，歸因於許多德國人對任何穿制服的人的尊敬，甚至敬仰。因此，穿著制服的褐衫隊員的行為得到德國大多數人廣泛的寬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