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羅·南尼（第4/11頁）

法：參議員南尼，您認為意大利社會運動進入議會是對的嗎？

南：不，我不認為是對的。因為意大利社會運動一開始就具有法西斯政黨的特點。承認它的合法性，是我們意大利人所犯的另一個錯誤。我們對任何事情從來就不那麽認真。是的，在意大利社會運動的問題上，民主國家也沒有行使它的權力，沒有執行憲法第12條的規定，也沒有執行1952年的“謝爾巴法”。這項法律明確禁止組織與法西斯有聯系的團體或黨派。但是，我對議會中存在一個法西斯式的黨這個事實的重視是相對的，因為我從政治上考慮問題。您可以在任何時候，用任何方式解散它，但這還不足以鎮壓法西斯分子。要想鎮壓法西斯分子，必須鏟除產生法西斯主義的社會、政治和心理根源。但是在意大利，這些根源並沒有被鏟除，只是在表面上看不到了。

法：參議員南尼，這正是我要談的問題，也就是意大利人對被稱為法西斯主義的這種病患的態度。法西斯主義首先意味著暴力和蔑視民主，所以不能說只有它是黑暗的。難道您不認為那些還沒有鏟除的根源會由於極左分子的暴力而復蘇嗎？

南：是的，那些自稱為毛派分子、托洛茨基分子和新無政府主義者的年輕人使用暴力。他們因此為別人提供了先例和借口，煽動了仇恨和恐懼。然而他們卻不明白從仇恨和恐懼中得不到任何好處。但不能把他們與法西斯分子混為一談。法西斯主義並不是一種極端主義運動，法西斯就是法西斯。我們在墨索裏尼統治下和薩洛共和國[13]時期所受的折磨就是法西斯的黑暗統治。法西斯主義不想把社會推向前進，而是企圖扭轉歷史前進的車輪。我的意思是：是的，毛派分子的暴力行為和法西斯分子的暴力行為在形式上可能是一回事，但從思想上和歷史上看，他們卻有很大的區別。法西斯分子很危險，因為他們承襲了我國不久前的一種惡習，在他們背後有反動勢力的支持。而所謂的毛派分子並不危險，因為他們的造反只不過是幼稚的舉動。他們的理想並不是可惡的，而是烏托邦的，脫離意大利的現實，甚至脫離歐洲的現實。我們看到，1968年5月，這些人在法國走上街頭。他們得到了什麽呢？什麽也沒有。由於那個5月發生的事情，法國社會發生了演變，重新回到保守的基礎上。如果說今天的法國仍然存在沒有戴高樂的戴高樂主義，它牢牢地掌握著政權，這也應該“歸功”於青年運動制造的恐懼。我在參議院曾引用過列寧的一句話，他說：“你們首先要避免制造無益的恐懼。”這些年輕人應該珍視這句話。

法：當他們在都靈用噓聲歡迎南尼的時候，您的感覺如何？在那個事件中，他們對待您的態度是卑劣的。

南：不是，那只是一個沒有得到克制的插曲。我絲毫沒有為此擔心。他們的一個同志被捕了，於是要向代表政府的人進行抗議。在他們看來，我就是政府，應對逮捕負責……我們不要忘記，青年的極端主義是對權威的歷史性的懲罰。在任何社會制度下，在任何有組織的社會中，都多多少少存在著權威。如果20來歲的人思想方法同我這個80歲的老人一樣，那是不好的，甚至同40來歲的人思維方法一樣也不好。您要知道，我對他們寬容並不是出於氣餒，而是出於對歷史的認識。在我們的社會裏，青年人造反的現象有明顯的周期性。本世紀初，青年造反是最強大的運動之一。那時的青年造反也有國際背景，思想也是復雜多樣的：有反對軍國主義的，有反對教權主義的，有未來主義的，也有因同父輩的思想抵觸而造反的……盡管形式不同。我們那時也造了我們家庭的反，我們不接受當農民的媽媽的說教。她們搖著頭說：“算了吧！事情向來如此，今後還會如此。”這些，我記得很清楚，因為我曾是這種造反運動最積極的參加者之一。

法：那麽歷史在重演，詹巴蒂斯塔·維柯[14]是有道理的。

南：他當然有道理。歷史會重演，但不會在同樣的條件下重演。那時也有極端的工聯主義，也有野蠻的罷工。最典型的表現是“火柴罷工”，放火燒毀成熟的莊稼。在博洛尼亞、帕爾馬和摩德納都發生過。那時的階級鬥爭，主要是農民和佃農的鬥爭。對我們來說，高潮是“紅色周”[15]。我有幸與埃裏科·馬拉泰斯塔一起領導了這場鬥爭。在這以後，我曾被送上拉奎拉的巡回法庭，被指控犯有企圖顛覆國家罪。在“紅色周”之前，1909年，我們曾試圖組織一次聲援無政府主義者弗朗西斯科·費雷爾[16]的大規模的國際罷工，他因犯“思想罪”在巴塞羅那被槍決。在那次罷工中，我是卡拉拉市罷工發起人之一，因為那個城市是無政府主義的，主張共和的。我在弗利還組織過一次反對的黎波裏戰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