喬治·阿門多拉

喬治·阿門多拉1917年11月21日出生於羅馬。1974年1月接受奧裏亞娜采訪後，他繼續在意大利共產黨內部任職，但是也培養了自己對寫作的愛好，出版過重要的作品。1980年6月5日，因病在羅馬逝世。他去世後幾小時，他的法籍妻子熱爾梅娜·勒科克因悲傷過度，相繼離世。他們是在他流亡巴黎時相識的。

我想從他那裏知道的事情很多。任何一個非共產黨人想從一位意大利共產黨領導人那裏知道的，自1974年以來的一切事情我都想知道：要是就離婚法舉行公民投票，意共會采取什麽態度；當時議論紛紛而又未必可行的歷史性妥協的實質是什麽；意共與社會黨人之間，與那些認為意共精神不振並稱意共為資產階級政黨的議會外的極左小組之間是什麽關系；最後，還有它與蘇聯的關系和自由問題。意大利共產黨人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表現出獨立於莫斯科？我們在多大程度上可以相信它所說的不拋棄多元制？的確，30年來他們幾乎一直玩弄著民主的把戲，當反對派也當得不錯，但是，要是進入政府參與掌權，他們還會這樣幹嗎？這樣幹是他們的策略呢還是出於真心？貝林格基本上緘默不語，他當時羞於見人，不接受采訪，需要1976年那樣的大選才能看到他露面，與新聞界接觸。如果想得到我所尋求的東西，那麽，必須求助於別的人，這個人就是喬治·阿門多拉。因為實際上他是唯一的一個不緘口、不害怕回答最棘手的問題的人。

他作為人，作為一個要人，我尤其想了解他。我認為他是意大利最使人感興趣的政治人物之一。他的生平富有傳奇色彩，難怪在一些很受歡迎的書裏記載著他的故事。他是極偉大的自由黨人喬瓦尼·阿門多拉和非凡的女傑埃娃·科恩的兒子，他出生於和成長於一個知識分子和資產階級家庭，因此，他是一名沒有共產黨先天特征的共產黨人。20歲以前，他也是一位自由黨人，在他轉變為共產黨人之前，人們猜測他至多會參加“正義和自由運動”。他是貝內代托·克羅齊的學生，也是加萊亞佐·齊亞諾[1]的朋友。他與賈恩卡洛·巴葉塔、隆哥[2]或斯科奇馬羅[3]這些人不能相提並論。無論從哪方面說，他的情況與他們不同，充滿出人意料和離奇的事情。作為反法西斯戰士，他戰鬥得不錯，遭到過驅逐和流亡。他在行動上而不是口頭上參加了抵抗運動，不久便惹人注目地、令人痛心地成為抵抗運動領袖之一。此外，他還參加了拉塞臘大街的行動。為此，德國人制造了阿爾德阿蒂內慘案進行報復。[4]從1940年到1945年期間，意共的根基是如此穩固以至成為西歐最強大的共產黨，這一點也應歸功於他。但是，他的觀點和行動始終保持著明顯的獨立性。例如，他是唯一敢於違抗陶裏亞蒂的人；他忠於斯大林，但也是最早意識到斯大林主義已經名譽掃地的幾個人中的一個。因而意共實行非斯大林化在很大程度上應歸功於他。有人譏諷他，稱他為“社會民主黨人”也不是偶然的。可是，看起來他是個舊式的共產黨人。他給人的印象是強硬、嚴肅和冷淡，這也許是由於他的外表：高大、魁梧的身材，常常面帶怒容，像個農民的紅潤臉盤，軍人式的短頭發以及沉重、堅定的步伐。據說，他還愛發脾氣。他講話時喜歡用指關節敲桌子以加強語氣，敲桌子時聲音響得像槍聲。

因此，當我采訪他時，他的和藹可親使我十分驚訝。起初我當然以為這種和靄可親是矯揉造作，就像一位舊式教授在勸告一個笨學生，要他多學並學好一樣。我之所以產生這種印象是由於他那指關節敲桌子的聲音和強有力的訓斥人的聲音，他說話時往往把嗓門提高到會使人驚跳起來。可是很快我就發現這只是他的表面舉止，他實際上是和藹可親的。甚至在感情激動時，他依然顯得頗有教養、彬彬有禮。我的提問沒有一次使他發怒，他也從未以沉默或以外交辭令來回避我的任何提問。對於任何挑釁性的和蠻橫的提問，他回答時總是耐心地進行說理，看來教條並沒有束縛住他或使他變得僵化。“你們共產黨人令人討厭……”“我知道，我知道。”“你們總是擺出那副氣呼呼的、陰沉沉的、疑神疑鬼的神氣。”“是的，是的。”關於這個細節值得多寫幾筆，因為那時意大利共產黨人有一種惡習，在同一個非共產黨人講話時，或用嘲諷的口氣，或表現出一種慷慨的遷就，似乎他們面對的是一個既沒有接觸過馬克思主義，又沒有閱讀過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的笨蛋。嘲諷時而變成蔑視，遷就又變成近乎目中無人的傲慢，因而常常令人感到生氣，決意不跟他們保持任何關系。當然，這個缺點至今並未完全消失，在基層仍很嚴重。我的看法是，越是無知的共產黨員，越自以為是，在對待政敵時氣量越狹窄。誠然，今天在他們的領導人中這種現象已難以找到，但重要的是阿門多拉在那時就已經與其他領導人不同，至少在跟我接觸時從沒有犯他的同志們的典型錯誤，盡管談話的時間很長，前後三次，將近六小時。這本來是有可能使他露出真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