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利·勃蘭特

維利·勃蘭特，又名赫伯特·恩斯特·卡爾·弗拉姆，於1913年12月18日出生在呂貝克。1957年至1966年任柏林市長，1966年至1969年任副總理兼外交部長，1969年至1974年任德意志聯邦共和國總理。他是眾議員，也是德國社會民主黨的傑出人物。1964年至1987年，任該黨主席。他倡導的所謂東方政策使他在國際上名聲大震，該政策旨在緩和與東方國家的關系。1971年，他獲得諾貝爾和平獎。1976年至1992年他是社會國際的主席，1979年至1983年，為歐洲議會議員。1990年，召開了統一後的第一次聯合聯邦議會，實現了他終生的夢想。1992年10月8日，在溫克爾因病去世。

歷史將會判斷維利·勃蘭特究竟是一位多麽偉大的政治家和要人，但有一點可以肯定，作為一位領袖，他是西歐戰後一位極不平凡的大人物。他多年領導著一個新德國，這個德國再也不引起仇恨和恐懼，相反卻使別的國家感到羨慕。勃蘭特有許多功勞，其中最大的就是使我們懂得德國並不意味著希特勒。他本人從14歲起就“用文字和拳頭”反對希特勒。他寫文章反對納粹分子，與納粹分子搏鬥，躲過了納粹分子的追捕，逃亡到斯堪的納維亞半島，並在那裏繼續進行鬥爭。做到這一點的德國人並不多。顯然，不應該由他去華沙在第三帝國屠殺的猶太人的墓前下跪，不應該由他去耶路撒冷朗誦請求寬恕的聖詩，但他這樣做了。在我看來，就其重要性來說，這一行動並不亞於他的“新東方政策”，不亞於他的歐洲主義和他的社會主義思想。他的社會主義，與其說是社會主義，不如說是對社會主義的探索。為社會主義奠基的人，並不能說他已經實現了社會主義。無可爭辯的事實是，這位備受抨擊的維利·勃蘭特，為德國工人謀得的福利勝過許多烏托邦。他沒有取消自由。這位可敬而不可愛的人物，是在崇拜自由中成長起來的，後來成為記者、作家、柏林市長和總理。他始終立場鮮明。對於希臘上校們和把持不同政見者送入精神病院的蘇聯官員們，維利·勃蘭特是唯一以同樣明確和強有力的聲音進行譴責的政府首腦。

他的經歷是不平凡的。1913年12月18日，他生於呂貝克市，母親是一個年輕的沒有丈夫的工會工作者。勃蘭特從未見過他的父親，他的父親也不承認他。直到13歲，他才知道他父親的名字，聽起來像一個瑞典人、挪威人或丹麥人。他在一本書中寫道：“孩子聽到過他的名字，但對此並不感興趣。難道會感興趣嗎？那些年月籠罩著一層暗淡無光的灰色薄紗，就像呂貝克港口上的薄霧一樣。各種臉譜和形象如同時隱時現的陰影混雜在一起……我難以相信這個叫赫伯特·弗拉姆的男孩子就是我自己。”勃蘭特不喜歡談論他父親。當他坦率地告訴我他一直知道他父親是誰，“戰後他還活著，就在那時我也不願見他”時，我感到驚訝。應該指出，“私生子”的烙印在他的政治生涯中，給他增添了不少麻煩。他的對手，特別是阿登納[1]，甚至在競選運動中也無恥地利用這一點。如果它使我們在對阿登納的看法上投下一個陰影，那麽它卻有利於我們對勃蘭特的理解。在生活中蒙受過恥辱成痛苦的人，往往更能成為傑出的人物。美夢直至成就經常來源於饑餓和不幸。如果他從童年時代起就坐在父親的膝蓋上遊戲，也許維利·勃蘭特就不是今天的維利·勃蘭特了。

他不太像他的同胞。他當了12年的挪威人。他坦率而誠懇地大膽承認，在他的血液中還有挪威人的成分。“當一個人剛跨進少年時期就逃往另一個國家，掌握了它的語言，吸收了它的文化，他就失去了第一個祖國，又找到了另一個祖國。對我來說，挪威是第二祖國。”那麽，他現在是否仍然堅持這一點？你越仔細觀察他，聽他講話，就越產生這樣的疑問：他到底哪部分像德國人，哪部分像挪威人？他在挪威有一所住宅，每年回去度假；他在挪威有知心朋友；他在挪威娶過第一個和第二個妻子，因而他的孩子有一半是挪威人；他用挪威文寫的文章勝於用德文寫的文章，這也是阿登納攻擊他的一個借口，稱他為“外來戶”、外國人；他對護照不在乎，可以說，是嗤之以鼻。一個絲毫沒有狹隘的民族主義的人，曾經代表而且仍代表著一個以民族主義的名義發動世界大戰的國家，這豈不是妙不可言嗎？直到1946年，勃蘭特才重新成為德國公民。選舉他有助於維護新德國的榮譽，而散布針對他的醜聞，使他喪失威信，則是新德國的恥辱。無論怎樣考慮問題，利用他的秘書為蘇聯人當間諜這件事制造醜聞以及後來對他的訛詐都是不值得的。訛詐是件極不光彩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