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科爾比

威廉·科爾比於1920年4月4日出生在明尼蘇達州的聖保羅。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作為志願者入伍，服務於美國戰略情報局。曾兩次越過敵人的防線，空降在法國和挪威。戰爭結束後，他先在哥倫比亞法律學校完成學業，之後在紐約的一家法律事務所工作；一段時間後，搬遷到華盛頓，進入中央情報局。20世紀50年代，他在羅馬領導反對共產黨的活動。1959年到了越南的西貢，在那裏待到1962年。1968年因執行鳳凰計劃[1]重返越南。1973年至1975年，擔任中央情報局局長。他對國會的殷勤和遠離白宮的立場促使福特總統在基辛格的建議下於1975年讓赫伯特·沃克·布什接替了他的職務。從此他致力於咨詢活動和書寫回憶錄。1996年4月27日，他在馬裏蘭離他家不遠的羅克波因特死於一起水上事故，看來似乎是一起意外事故，也許是在駕駛遊艇過程中掉進水裏。但是很多人不認為這是一起意外事件。

與其說這是一次采訪，還不如說是一場激烈的、令人惱火的爭吵。它既可悲又可恨。雖然采訪是在文明的氣氛中以討論的方式進行的，但也不能改變其爭吵的實質。除了表面上玩弄問答遊戲和借用了新聞采訪的名義之外，實際上雙方都意識到充當著矛盾的一方和互相敵對的角色。他代表著權力，代表著主宰和扼殺一切的無孔不入的無形吸血鬼，而我則是他的犧牲品。他認為自己有權對別人進行監視、幹預和收買政府，策劃種種陰謀和行兇殺人，甚至監視我的行動，例如竊聽我的電話。我認為自己有權平靜地生活和享受屬於我的自由。於是我懷著滿腔的怒火向他發動進攻，當面正告他說我的國家不是他的一塊殖民地，不是他的一個香蕉共和國[2]。我的怒火很快引燃了他的怒火。於是我們再也不可能取得一致的看法和相互容忍。我們像兩只格鬥廝殺、浴血奮戰的昆蟲，面對面地相互非難、指責，彼此使用著刻薄的語言（他把這一切稱之為思想上的防範措施），持續了幾個小時。這出戲包含著一些荒唐，甚至近於瘋狂的成分。沖動和憤怒使我的聲音有時發顫，而他的聲音則始終保持不變，既有節制又顯得自信。唯一的敵意來自他那雙天藍色的眼睛，像瞎子的眼睛那樣一動也不動，時而射出兇惡的目光。可是即使在他射出兇惡的目光的瞬間，他的嘴上依然掛著微笑，他的手依然平靜地去倒咖啡。這個折磨著我的冷酷的男人像誰，答案很容易找到。他像宗教裁判所的神甫，或者像蘇聯共產黨的官員。這兩者其實是一回事。我曾在報紙上見過蘇斯洛夫[3]的照片。威廉·科爾比的目光與蘇斯洛夫相同，鼻子和嘴巴也與他相同。他們甚至都是修長、幹瘦和優雅的身材，都是那樣嚴峻無情。最後，我失口說出了他使我想起了庫尼亞爾。其實他與庫尼亞爾的共同之處僅僅是狂熱和缺乏一種所謂的美德——懷疑主義。（他的每句話都是為了表明他那不僅對共產黨人，而且對所有左派人士的無法抑制的瘋狂仇恨。）

威廉·科爾比當中央情報局的顯赫官員達28年之久，還當了兩年半的局長。他的自我敘述是其真實的寫照。他是這麽說的：“怎麽成為中央情報局的頭頭？出於偶然的機會。為什麽進中央情報局？為了智力冒險，也為了愛國主義。我的父親是陸軍軍官，他有高度的責任感。我從他身上既繼承了愛好旅行的傳統，又繼承了熱愛美國的傳統。我父親的家庭於1600年從英國遷居這裏。兩百年之後我母親的家庭也從愛爾蘭遷來。我母親在巴拿馬懷上了我。我出生在明尼蘇達州，小時候曾在中國的天津住過幾年。18歲時去法國學習法文。我懂法文、挪威文、德文、意大利文和越南文，但已忘了一些。我畢業於法律系，本來想當個律師，為什麽最後成了偵探？肯定不是為了消遣。我從來沒有看過關於詹姆斯·邦德的書，只讀過政治、歷史、哲學、馬克思主義和列寧主義的論著。事情就是這樣。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我是俄克拉何馬州的一名軍官，在那裏訓練士兵。但是我不願意留在遙遠的俄克拉何馬關注戰爭的進程，於是自願加入了傘兵隊。那時我22歲，一天，戰略情報局來了一個人。他正在物色適合空投到歐洲去支援抗戰的人員。這個差使對我來說再合適不過，我接受了。他們曾先後把我空投到法國和挪威。在那裏我與遊擊隊一起並肩作戰，進行破壞活動。戰爭結束後，戰略情報局解散，我當了律師。但是接著又爆發了朝鮮戰爭，我又進了秘密情報機構組織，到了中央情報局。朝鮮戰爭後我在意大利待了幾年，然後又去華盛頓和世界各地。在吳庭艷執政時代和1969—1970年間，當我領導‘鳳凰’行動的時候，我曾兩次去越南。”當然他沒有談到鳳凰行動經常采用暗殺手段，消滅了兩萬名越共遊擊隊員。當我提醒他這一點時，他認為兩萬人不算多，在一次戰役中死的人更多。他沒有談到近幾年來發生的悲劇無一不與他有關。他與智利、塞浦路斯和庫爾德族人的悲劇都有牽連，這僅僅是隨便提到的兩三個例子。但是他承認自己是那些資助意大利天主教民主黨人和社會民主黨人的人的最得力的支持者。承認這一點很重要，因為我采訪他的主要目的正是想向他了解中央情報局在我國進行的行賄活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