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爾德·卡馬拉

埃爾德·卡馬拉於1909年2月7日出生在巴西的福塔萊薩市的一個極為貧困的家庭。1931年他成為神甫，1952年為主教，1964年被指定為奧林達和累西腓的大主教。他畢生關心露宿在巴西大城市周圍棚戶區裏的流浪人群，因此被稱為“貧民窟主教”。他被認為是主張所謂的解放神學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也就是強調在基督啟示中的社會和政治解放的價值。在梵蒂岡的一次主教會議上，他和其他一些來自南方世界的國家的主教一起，主張“給窮人優先選擇權”，他是這種主張的最權威的倡導者之一。他的生命中承受過無數次的威脅，但是他在國際上的聲譽使他免遭傷害。1985年，因年齡關系離開他的教區，但是一直住在累西腓，這是他開始任主教職務時遷移過去的地方。1999年8月27日，在當地逝世。

他的教堂是巴西北部累西腓城裏的一座窮教堂。大海是這個地區唯一引人入勝的地方。因為它靠近赤道，天氣常年都是炎熱的。那一年，沒有下過一滴雨，幹旱使植物枯萎，兒童渴死，希望破滅。但是它沒有幹死其他的東西，因為在累西腓除了幾十座巴洛克式的教堂外，沒有任何其他的東西。歲月給教堂塗上了一層汙穢肮臟的黑色釉彩，誰也無心去清除它。然而他的教堂是幹凈的，像他的一顆善良的心那樣潔白。那裏唯一肮臟的東西是紅漆塗寫的標語，標語上抹了一巴掌大的石灰，但是人們還可以看到紅漆寫的標語：“處死紅色主教！”這是不久前迫害他的人向他掃射一陣機槍，並向他扔手榴彈時留在那裏的。從那以後，教堂的小廣場幾乎總是空曠無人，許多人害怕從那裏經過。要是你向一個警察問路：“勞駕，請問邊境路教堂在什麽地方？”那麽他會帶著懷疑的耳光打量著你，記下你的出租汽車號碼。

他的家緊靠著教堂，不像是個大主教的住宅。許多大主教身披綾羅綢緞，佩戴各種貴重飾物，還有順從的仆人侍候，居住在與漂亮的街道相毗鄰的宮殿中，而他的住所則與和小廣場相垂直的街道——邊境路相通，住所的另一邊是一堵墻。他們就是朝著這堵墻開的槍。你馬上可以從這墻上發現一扇綠色的大門，還能發現沒有書寫名字的電鈴。你一按鈴，院內的雞群就拍動翅膀亂飛，公雞隨即啼叫起來。一個彬彬有禮的聲音混雜在這片嘈雜聲中應道：“我來了！我來了！”門露了道縫，打開它時非常小心謹慎。門終於完全打開了，但開門的動作顯得遲疑不決。在院子裏站著個身穿黑袍的矮小的人。鋼制項鏈上掛著的一個木頭十字架在他的黑袍上顯得異常醒目。這個矮小的人面色蒼白，禿頂，難看的臉上皺紋密布。他長著尖尖的嘴、栗子似的小鼻子和因缺覺而疲倦的眼睛。他還有著郊區神甫那樣善良和樸實的神態。但他不是郊區的神甫，更不是渺小的人。他是你在巴西，甚至是整個拉丁美洲可能遇到的最重要的人，也許是最聰明的人，最勇敢的人。他就是大主教埃爾德·卡馬拉先生。他敢於向政府挑戰，敢於揭露其他人緘口不言的種種不平之事和濫用權力等醜聞。他有勇氣宣揚社會主義和宣稱反對暴力。人們曾多次提名應該授予他諾貝爾和平獎。不少人稱他為聖人。如果“聖人”一詞還有一定的含義，那麽我也說他是聖人。

巴西政府並不是這樣認為的。巴西政府也許是在整個拉丁美洲中最法西斯的、最黑暗的政府。對於那些要求自由而反對它的人，警察對他們施加的刑罰甚至超過了希臘警察的刑罰。警察對他們施行吊打或是被稱為“鸚鵡枝”的刑罰。所謂“鸚鵡枝”，就是把鸚鵡賴以棲息的一根樹枝似的棍子——或是鐵棍，或是木棍——穿在赤身裸體的受刑者的膝蓋與雙臂合抱的胸前，然後把棍子從地上擡起，升到地板和天花板之間的空中。審訊過程中，受刑者一直被懸在半空中。因為他的雙腳和踝骨是被繩索綁住的，血液循環受到阻塞，人體膨脹得仿佛要爆炸，其重量似乎增加了十幾倍。對那些要求自由而反對它的人，還采用一種“水利方法”。該方法是將一根軟管插進受害者的鼻孔，再堵住他的嘴，然後把水倒進管子。受害者會有類似溺水的感覺。實際上，這是部分的溺水，直到行將死亡的片刻才中斷刑罰。對那些要求自由而反對它的人，還在他們的耳朵上、生殖器上、肛門內和舌頭上施行通電的刑罰。通上的電一般是110伏，但有時高達230伏。它導致癲癇發作、強烈痙攣和三度燒傷，還常常導致死亡，不少例子可作證明，其中包括在肛門裏通上230伏電源而突然身亡的那位記者的例子。凡是落到公共社會秩序署和巴西軍事刑事警察魔爪中的人無一能幸免。這些刑罰加在自由黨人、共產黨人、修女、神甫、遊擊隊員和學生的頭上，甚至加在外國公民的頭上。在巴西，監獄人滿為患。你知道何時入獄，但不能知道何時出獄。在活著出獄的人中，80%成了殘廢人：脊梁被打斷，雙腿癱瘓，睾丸被壓癟，雙目失明，兩耳失聰。有關此類醜行的文章數不勝數。你可以從抵抗組織油印的小報上看到，可以在美國和歐洲的報紙上以及各使館發的電訊中找到。因為巴西地處遙遠，因為它是個擁有大海、音樂、桑巴舞和咖啡的度假勝地，因為不便擾亂民主國家與專政政權之間的貿易關系，世界往往忘記了這一切醜行。但即便如此，那裏發生的悲劇肯定不是什麽奧秘。可是在巴西，談論它要遭殃，影射它和揭露它也要遭殃。絕大多數人都沉默不言。埃爾德·卡馬拉是一大群沒有忘記《福音書》教誨的高級神職人員中唯一敢於大聲疾呼的人。他為此而付出了代價。上帝啊！他付出了代價。當他在巴黎描繪聖保羅、裏約熱內盧、貝洛奧裏藏特、阿萊格裏港和累西腓監獄中的政治犯所受的刑罰時，他們稱他為“叛徒”、“誹謗者”和“蠱惑人心者”。當他的控告從他邊境路小小的住宅中傳出來後，有人用機槍向他掃射，在他住宅的墻上寫下了：“處死紅色主教！”臭名昭著的巴西當局因而把他視為公眾的危險，對他的每一舉動和會晤進行嚴密的監視。然而人民敬慕他。人們去找他，就像去找父親那樣，從不會遭到拒絕。無論是白天，還是夜間，任何時候他都予以接待。他不在家，那就意味著他到某個監獄、某間茅屋，或某個村莊去看望受壓迫的人去了。在村莊裏，人們不到40歲就因饑渴而死，死亡成了仁慈的解脫。他不在累西腓，那就意味著他輾轉在世界各地，有時在柏林、東京，有時在底特律、梵蒂岡，高聲宣讀他的文告，強烈表達自己的憤慨。他高高地舉起瘦得皮包骨頭的胳臂，伸出像爪子那樣的五指在尋找上帝。雖然這個人絲毫沒有暴力的氣度，但他不惜一切代價，選擇了戰鬥的道路。他進攻的目標是恥辱的堡壘、特權的堡壘和專政的堡壘。他以上帝決定從神廟中驅逐法利賽人的怒火無情地鞭撻法西斯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