聖地亞哥·卡裏略

聖地亞哥·卡裏略於1915年1月18日出生在阿斯圖裏亞斯的希洪。年僅13歲時，就加入了西班牙工人社會黨的青年組織，1934年，成為該組織總書記。內戰期間，加入了共產黨。當弗朗西斯科·佛朗哥在武裝沖突中取得勝利後，他離開了西班牙，先後在幾個國家居住，主要在法國和蘇聯。他的生命中幾乎有40年流亡在國外。1975年佛朗哥去世後，他回到了祖國。1977年，與貝林格和馬歇一起支持歐洲共產主義，拒絕斯大林主義。第二年，他公開譴責華沙條約國的軍隊入侵布拉格。1982年，在一次嚴重的選舉失敗後，辭去黨的總書記職務。1985年，因被認為過分的溫和主義而被開除出黨。同年，創建了工人黨，該黨後來與西班牙工人社會黨合並，薩帕特羅[1]邀請他加入，卡裏略拒絕了，這件事發生在他為共產主義奮鬥這麽多年以後。

你聞到了彌漫在大氣中的血腥味。這不是胡安·帕雷德斯的鮮血（他又名脫西基），他是高唱著《巴斯克土地上的戰士》之歌，面對著米格爾兄弟，在巴塞羅那的一座墓地上被槍決的。也不是安赫爾·奧泰吉的鮮血，他是在孤獨無伴中度過了一夜之後，在未能等到同他的一位遠親和朋友告別的情況下（他的朋友沒有得到通知），在布爾戈斯某個無人知曉的地方被槍決的。也不是拉蒙·加西亞·桑斯、何塞·桑切斯·布拉沃和烏韋爾托·巴埃納的鮮血，他們被處死在馬德裏的奧約·德曼薩納雷斯打靶場——他們都是被槍決的，而不是被絞死的，因為缺少這樣的劊子手，在西班牙只剩下兩名使用絞刑架的劊子手。也不是一年前被害的薩爾瓦多·普伊赫和埃斯·切斯的鮮血，也不是三年前被害的佩德羅·馬丁內斯的鮮血，也不是1963年被害的弗朗西斯科·格拉納多斯、霍阿克基姆·埃斯波西托和胡利安·格裏莫的鮮血，也不是在酷刑下喪生或被秘密處死的人的鮮血。他們的鮮血已經幹涸，不再散發出血腥味。

你聞到的是志願兵的鮮血，他們組成布爾戈斯、巴塞羅那和馬德裏行刑隊。是警察的鮮血，他們在肢解脫西基屍體時，狂笑道：“這個人再也不會開槍了！”是獄吏的鮮血，他們拒絕給予奧泰吉同親人擁抱訣別的機會。是民衛隊的鮮血，他們野蠻地毆打含淚痛罵他們是“兇手，兇手”的巴埃納的母親。是所有佛朗哥政權支持者的鮮血，他們是簽署和執行法律的司法官員；逮捕和摧殘受害者的警察；為佛朗哥政權的暴行歌功頌德，稱道佛朗哥是“一位使其對手望而生畏的人”的記者；用流亡相要挾，而實際上並未出走的部長；曾經反對過佛朗哥，而後來又忠於這個年老暴君的富豪和膽小鬼（這個暴君敢於對教皇的請求回答“不”）。總之，是一場新內戰，40年後的又一場內戰中的鮮血。在我面前的這個人，對所有一切都了解得一清二楚。從他發現自己厭惡暴力，明白實施暴力無濟於事的時候起，他就為創造和平轉變的條件而鬥爭。他耐心而頑強地鬥爭，並且相信這是唯一的出路。而現在出現的這五具屍體，有可能使他將近一生的努力付諸東流，甚至使他產生違背自己願望的疑問：是否依靠文明的異議和緩慢的政治行動清除不了暴君？也許他在痛苦地問自己，認為耐心是一種錯誤、容忍是一種恥辱的那五個人是不是錯了，具有與他們相同看法的人是否也是錯的。他摒棄這一想法，但這一想法卻仍縈回於他的腦海中，並不斷沖擊著他，迫使他宣布，一旦必要，人們將會見到他也手執武器。他曾經使用過它。先使用了三年，後來又使用了九年。在那些年代中，他相信殺人有助於某種事業，相信世界不能在不流血的情況下得到改變。

此人就是聖地亞哥·卡裏略。他是現在世界上持最大膽的異端的共產黨——西班牙共產黨的著名領導人。他是個非凡的人，因為他從不迷信權威。他聰明，又很善良。聽他講話時，你不禁會自問，聰明和善良是否可能是同一回事？他對權威的藐視是那麽勇敢，那麽純潔。他從不屈服於人，既沒有屈服於佛朗哥，也沒有屈服於斯大林；既沒有屈服於威脅和辱罵，也沒有屈服於被誤解。即使把他釘死在十字架上，他仍堅持下述己見：自由是第一義務，是第一權利，沒有自由的社會主義不是社會主義；不能排斥多黨制的民主，無產階級專政已經成為一句過時的話。可以這樣說，在歐洲，他是最先悟出這一點的共產黨人。從貝林格到馬歇，所有其他的共產黨人都是繼他之後才明白過來的。當卡裏略被莫斯科革出教門的時候，意大利共產黨仍忠於約瑟夫·斯大林。這位與眾不同的有趣人物，以選擇了杜布切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