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歷山大·帕納古裏斯

亞歷山大·帕納古裏斯於1939年7月2日出生於格利法達。就讀於雅典國家工學院。從年輕時起，就從事政治活動。1967年4月21日政變後，他反對帕帕多普洛斯軍政府，創建了希臘抵抗運動組織。1968年8月13日暗殺帕帕多普洛斯的企圖失敗後，他遭到了逮捕，並被判處死刑。在世界輿論的壓力下他被轉移到了博亞蒂監獄，長期受到肉體和精神的殘酷折磨。1973年的特赦使他重獲自由。翌年，軍政府下台，在首次的民主選舉中，帕納古裏斯以中間聯盟黨選入國會。為了驅除那些曾與軍政府合作卻仍保持權力的政治家們，他進行了鬥爭。但是他是孤立的，而且為此受到死亡的威脅。1976年5月1日，他成為一場神秘的車禍的受害者。他是自由的象征，在雅典有一百多萬人參加了他的葬禮。

那一天，他的臉就像是被釘了十次十字架的耶穌的臉一樣：他看起來比他34歲的年齡要老些。蒼白的雙頰上深深地刻著幾道皺紋，烏黑的頭發間露出了幾綹銀絲，他的眼睛像兩潭憂郁的水。也許是憤怒的水？即使他笑了，你也不會認為他在笑。況且他的笑也是勉強的，就像打出一發子彈那樣，一瞬即逝，他馬上又緊閉雙唇露出痛苦的怪相。在那張臉上你找不到健康與青春的痕跡。當他第一次被綁在受刑台上並聽人說“現在你會受盡痛苦以至後悔來到人間”的時候，他同時失去了健康和青春。但是你馬上就會明白，他沒有後悔來到人間，過去沒有，將來也永遠不會後悔。你馬上就會明白他是那種把死亡看做另一種生存的人，因為這種人沒有白白浪費生命。最殘酷的刑罰，判處死刑，三天三夜等待被槍斃，最不人道的監獄生活，五年被囚禁在1.5米寬3米長的水泥牢房裏，都沒有使他屈服。兩天前，由於帕帕多普洛斯對300名政治犯實行特赦，他出了博亞蒂監獄。他沒有說一句可以使帕帕多普洛斯放心的話。相反，他輕蔑地聲稱：“我沒有請求赦免，是他們強加於我的。我準備好馬上再被關進監獄。”事實上，關心他的人們比過去更為他的安全擔心。他在獄外對上校們來說太不方便了，漏網在外的老虎總會帶來麻煩。對付這種老虎的辦法或開槍，或設下陷阱使它重歸籠中。他能在外面待多久？這是我在1973年8月23日見到亞歷山大·帕納古裏斯時想的第一件事。

亞歷山大·帕納古裏斯，朋友們和警方都稱他為阿萊科斯。他1939年生於雅典，是軍隊校官巴西利奧·帕納古裏斯和雅典娜的兒子。前者曾在巴爾幹戰爭、第一次世界大戰、與土耳其人在小亞細亞進行的戰爭和1950年前的國內戰爭中屢建戰功。阿萊科斯是民主的、反法西斯的和非凡的三兄弟中的老二。他是上校們始終未能破壞的希臘抵抗運動的創始人和領導人。他於1967年8月13日進行的暗殺活動差一點使帕帕多普洛斯喪命，並使軍政府垮台。為此他遭到了逮捕和酷刑，並被判處死刑。這個刑罰是他自己在使法官們都屏息靜聽的兩小時的辯護詞中提出的。“你們是暴君的代表。我知道你們會把我送往行刑隊。但是我也知道每一個真正的戰士的美妙歌聲是他在行刑隊面前的最後呻吟。”那是一次難忘的審判，從來沒有發生過被告成了原告這種事。走進大廳時，他那被戴上手銬的雙手反綁在背後。警察解下了他的手銬，可是死命地抓住他的肩膀、手臂和腰部，但是他照樣跳起來，伸出食指，憤怒地喊著。為了不使他成為英雄，他們才沒有槍斃他。當然他還是個英雄。因為有時候，死要比像他那樣活著容易。他們把他從一個監獄轉到另一個監獄時，總對他說：“行刑隊在等著你。”他們沖進他的囚房，狠狠地鞭打他。整整11個月，盡管他的手腕已變得血肉模糊，但仍然被扣著手銬。後來他們不時地禁止他抽煙和閱讀書籍，不給他紙筆書寫詩句。但他還是寫了，用自己的鮮血當墨水，把詩寫在紗布的包裝紙上。

一根火柴當筆，

滴在地上的鮮血當墨水，

一塊被遺忘的紗布包裝紙當紙張。

但是我寫什麽呢？

也許我只有時間寫下我的地址。

奇怪，墨水凝固了。

我從監獄裏給你們寫信，

在希臘。

他竟能把這些用鮮血寫成的動人詩句帶出監獄。當時他已經是一位有名的詩人了，他的第一本著作獲得了維亞雷焦獎，並且被譯成多種文字。人們對這本書寫了評論性的文章，並從文學史的角度對它進行了精辟的分析。與其說他是位詩人，還不如說他是個象征。他是勇敢、尊嚴和熱愛自由的象征。現在當我站在他面前時，這一切都使我局促不安。應該怎樣向一個剛從墳墓裏出來的人問候？應該怎樣向一個象征性的人物說話？我記得很清楚：我咬著指甲，不知如何是好。我現在仍記得當時的情景，因為那個8月23日星期四發生的一切我都記得很清楚。到達雅典後，我擔心找不到他，盡管我已通知他我的到來。我坐著出租汽車到格利法達區的阿裏斯托法諾斯大街尋找他的住所。司機終於看到了小別墅，他歡叫起來，一面在胸前劃了個十字。炎熱的下午，汗水使我的衣服緊緊貼在身上。花園裏、涼台上和別墅的每個角落都擠滿了人，還有記者、喧囂聲和擁擠不堪的場面。他掛著他那張像基督的臉坐在一片混亂中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