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明月幾時有”

“到底指誰呢？”——同一個問題，在八指頭陀死在法源寺後兩年，1915年，中華民國四年，又被提起了。

這一年是令中國人痛苦的一年，因為中國人好不容易成立的中華民國，遭遇了空前的劫難——中華民國總統袁世凱居然做總統做得不滿足，要當起皇帝來了。全國上下，一片勸進之聲。

梁啟超感到很可恥，他在天津家裏，偷偷會見了從北京來的神秘人物，這人物不是別人，就是他十八年前在湖南時務學堂教書時的十六歲學生——改名蔡鍔、蔡松坡的蔡艮寅。

蔡鍔在戊戌政變以後，到日本讀書，重新回到亡命日本的老師梁啟超的門下。不過，他另一位老師譚嗣同的死難意義，卻引出了他跟梁啟超不同的解釋。在老師梁啟超、太老師康有為的解釋裏，譚嗣同是為了走改良的路而死，所以大家要追隨死者，繼續走改良的路，包括跟清朝政府與人為善的方式在內；但在蔡鍔的解釋裏，譚嗣同是為了證明改良之路走不通而死，譚嗣同的毅然一死，正是教我們覺悟到此路不通，而是要走革命的路。因此，他在十九歲那年，在義和團動亂發生以後，他和他的老師唐才常等十九個人，從日本偷偷回到中國，準備舉事。但是，他們失敗了。查辦這一案子的封疆大吏張之洞，是唐才常的老師，他審問時想開脫他的學生，故意跟左右說：這個人不像唐才常呀！會不會抓錯了人呢？但是唐才常卻高聲叫道：失敗了，死就是了，我唐才常豈是苟且偷生的人！於是，他被殺了，臨死前吟詩一首，最後兩句是：“剩有頭顱酬故友，無真面目見群魔。”——他終於在“故友”譚嗣同死後不到兩年，也跟著犧牲了。

唐才常在被圍捕中做了一件事，他技巧地燒掉了同志名冊，使官方無法株連，蔡鍔等小同志因此得以逃返日本，參與下一波的革命行動。

蔡鍔進了日本士官學校，成績優異，畢業後回到中國，加入清朝的軍事陣營，密謀革命，這時他二十三歲。七年以後，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在湖北發生。發生二十天後，他在雲南就宣布了光復，並做了雲南地區的領導人。這時他二十九歲。兩個月後，中華民國成立了。

中國人的中華民國雖然成立了，但是中國人的皇帝思想並沒退去。中華民國只成立了四年，如火如荼的帝制活動就展開了——戊戌政變時出賣譚嗣同的袁世凱操縱民意，想把中華民國改為中華帝國，由他做皇帝。這時候，梁啟超、蔡鍔他們再也忍不住了，他們要在眾神默默、全國敢怒而不敢言的恐怖局面下奮起力爭，為中國人爭人格、為中華民國爭命脈。這種努力是艱苦的，首先他們就得先從袁世凱偵伺下的北京、天津脫身才成。一天夜裏，蔡鍔從北京溜到天津去看梁啟超，他們談到了脫身的計劃。

“十七年前，”梁啟超說，“我和你的譚老師在北京談到離去和留下的問題。十七年過去了，我們又發生這一問題了。依我看來，目前的發展情況，該是你先離開北方，趕到南方去，在南方舉義旗、反帝制。我不能先走，我一走，袁世凱就特別注意到你，你就走不成了。所以，松坡，我來殿後，你先走。”

“可是，”蔡鍔猶豫著，“如果我先走了，老師如果走不成呢？”

“那也不會影響我們基本的夙願。記得你譚老師十七年前的獄中題壁詩吧？”

望門投止思張儉，忍死須臾待杜根，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昆侖。

“第四句寫出了去留之間，大家肝膽相照，昆侖為中國發祥地，‘兩昆侖’指做兩位堂堂的中國人，不論是去是留，都是堂堂的。”

“當年譚老師以程嬰和公孫杵臼期勉老師和他自己，‘去留肝膽兩昆侖’自是專指老師和他兩人而言。”蔡鍔補上一句。

“把‘兩昆侖’解釋成他和我，跟上面‘去留’字眼呼應起來，固然相當，但我後來看到譚老師《石菊影廬筆識》中《學篇》第五十六則，有這樣的文字：‘友人鄒沅帆撰西征紀程，謂希瑪納雅山（喜馬拉雅山）即昆侖，精確可信。希瑪納雅山在印度北，唐人呼印度人為昆侖奴，亦一證也。’這段文字，是譚老師生前自己所作的唯一對‘昆侖’的詮釋。這樣看來，譚老師所謂的‘兩昆侖’，可能指的是他家的仆人，就是胡理臣和羅升。這兩個人，在譚老師死後，一個去湖北向譚老師的父親報信；一個留在北京料理善後，所以有‘去留’之意。這樣解釋，未免狹隘了一點，不過探討譚老師的甘心一死的原因，家庭原因，也是其中之一。他從小雖被後母虐待，但是他跟父親的感情，卻深得很。事發後，九門提督查抄來的文件中，有許多他父親寫來因反對他參與變法維新，而表示不滿或斷絕關系的信，清朝政府因此沒有株連到他父親，其實這些家書都是譚老師為了開脫自己父親而捏造的。當時他遲遲不肯逃走，要留下來學他父親筆跡捏造家書，恐怕也是原因之一。譚老師出事時，大家還聯合瞞他父親，說譚老師只在坐牢而已，但是一個朋友寫信不小心，泄露了，他父親聽到消息，兩手抵住書桌、兩眼默默垂淚，再也沒說一句話。關於譚老師從容就義，不肯一走了之的原因，可有多種解釋：或說他為了對支持變法維新的人有所交代而死、或說他為了提醒大家要繼續走改良的路而死、或說他為了證實此路不通而提醒大家要走革命的路而死、或說他為了救他父親而死……每種解釋，其實都可以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