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寫《北京法源寺》

《北京法源寺》作為書名，是十七年前我第一次做政治犯時在國民黨黑獄中決定的。自1971年起，我被國民黨政府關過兩次，第一次十足關了五年八個月；第二次十足關了六個月，一共關了六年兩個月，再加上被軟禁在家十四個月，一共是七年四個月。七年四個月中，六年兩個月是在牢裏度過的。我歷經七間牢房，其中有保安處不見天日的密封房、有軍法處臭氣四溢的十一房、有仁教所完全隔離的太平房、有台北看守所龍蛇雜處的三二房。……其中住得最久，是軍法處的八號房，我一人住了兩年半之久。八號房不到兩坪大，扣掉四分之一的馬桶和水槽及四分之一的我用破門板架起的“書桌”，所余空間，已經不多。一個人整天吃喝拉撒睡，全部活動，統統在此。不過不以人為本位，小房間內也不乏“生物”，白蟻也、蟑螂也、壁虎也、蜘蛛也、蜈蚣也……都戶限為穿、來去自如。至於狗彘不若的人，就自嘆弗及。八號房的戶限與來去，主要靠墻與地交接點上的一個小洞，長方形，約有30厘米×15厘米大，每天三頓飯，就從小洞推進來，喝的水，裝在五公升的塑膠桶裏，也從小洞拖進來；購買日用品、借針線、借剪指甲刀、寄信、倒垃圾……統統經過小洞；甚至外面寄棉被來，檢查後，也卷成一長卷，從小洞一段段塞進。小房雖有門，卻是極難一開的。門雖設而常關，高高的窗戶倒可開啟，可是透過窗上的鐵欄看到的窗外，一片灰墻與肅殺，縱在晴天的時候，也令人有陰霾之感。在那種年復一年的陰霾裏，我構想出幾部小說，其中一部，就是《北京法源寺》。

由於在黑獄裏禁止寫作，我只好粗略地構想書中情節，以備出獄時追寫。1976年我出獄，在料理劫後之余，開始斷斷續續寫了前幾章。1979年我復出文壇，在其他寫作方面，一寫十二年，出書一百二十種，被查禁九十六種，被查扣十一萬七千六百冊。這十二年間，幾乎全部主力，都投在其他寫作方面了，《北京法源寺》就被耽誤了。十二年中，只斷續寫了萬把字，始終沒法完成。

耽誤的原因其實不全在時間不夠，而是我心理上的一個求全故障。伏爾泰（Voltaire）說過一句話：“最好是好的敵人。” （Le mieux est I'ennemi du bien.The best is the enemy of the good.）正因為我要寫得“最好”，結果連“好”都躊躇下筆了。

國民黨在台灣三十七年之久的報禁解除後，我決定創辦《求是報》，一方面跟這個偽政權周旋，打它，為它送葬；一方面要用這種報紙媒體，造成時勢，深入人心，為中國造前途。我深知報紙一辦，我的時間就被困住，《北京法源寺》將不知何年何月問世了。因此我花了一個多月的時間，每天寫兩個多小時，終於在去年年底，快速完成了它。伊夫林·沃（Evelyn Waugh）說一部長篇小說需要六個星期才能完稿，我這部書，恰如其說。由於它只是我史詩式小說中的一部，我自不打算用一部小說涵蓋所有的主題，所以，它涵蓋的，只有四百個子題以內，但內容也很驚人。

《北京法源寺》以具象的、至今屹立的古廟為縱線，以抽象的、煙消雲散的歷朝各代的史事人物為橫剖，舉凡重要的主題：生死、鬼神、僧俗、出入、仕隱、朝野、家國、君臣、忠奸、夷夏、中外、強弱、群己、人我、公私、情理、常變、去留、因果、經濟（經世濟民）等，都在論述之列。這種強烈表達思想的小說，內容豐富自是罕見的。

為什麽罕見？因為《北京法源寺》是歷史小說。一般歷史小說只是“替楊貴妃洗澡”、“替西太後洗腳”等無聊故事，《北京法源寺》卻全不如此。它寫的重點是大丈夫型的人物。這是一部陽剛的作品，嚴格說來，書中只有一個女人，並且還是個壞女人，其他全是男性的思想與活動。它寫男性的豪俠、男性的忠義、男性的決絕、男性的悲壯。但它並不歧視女人，從光緒的珍妃的哀怨、到譚嗣同的閏妻的死別，都可反映出這些，只是它的主題不止於男女之情而已。

《北京法源寺》中的史事人物，都以歷史考證做底子，它的精確度，遠在歷史教授們之上（例如張灝寫《烈士精神與批判意識》，作者儼然譚嗣同專家，但書中一開頭就說譚嗣同活了三十六年，事實上，譚嗣同生在1865，死在1898，何來三十六年？）。在做好歷史考證後，盡量刪去歷史中的偽作（例如根據王照《小航文存》和唐才質《戊戌聞見錄》，譚嗣同在獄中，不可能再寫信給康、梁），而存真實。不過，為了配合小說的必要，在刀口上，我也留下關鍵性的可疑文獻（例如譚嗣同獄中詩，“去留肝膽兩昆侖”的事，我在《歷史與人像》中早有考證，但這是歷史學的範圍，不是小說的範圍，在小說中，我另作處理），甚至還有將錯就錯之處（例如譚嗣同孫子譚訓聰寫《清譚復生先生嗣同年譜》中說“親赴法源寺訪袁”，但照袁世凱《戊戌日記》，他住的是法華寺。但我為了強調法源寺的故事性，特就年譜將錯就錯處理）。大體說來，書中史事都盡量與歷史符合，歷史以外，當然有大量本著歷史背景而出來的小說情節，但小說情節也時時與史事掛鉤，其精確度，別有奇趣（例如書中描寫譚嗣同看到的日本公使館“那一大排方形木窗”，事實上，是我根據1900年的一張日本公使館的照片做藍本寫出來的。又如整個有關法源寺的現狀，是許以祺親在北京為我照相畫圖的；有關袁崇煥墳墓資料，是潘君密托北京作家出版社李榮勝代我找的；有關康有為、譚嗣同故居現狀，是陳兆基親自代我查訪的。……）。清朝史學說“中有苦心而不能顯”、“中有調劑而不知”，大率類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