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寫《北京法源寺》（第2/2頁）

史事以外，人物也是一樣。能確有此人、真有其事的，無不求其符合。除此以外，當然也有塑造的人物，但也盡量要求不憑空捏造（例如小和尚普凈，他是三個人的合並化身，就參加兩次革命而言，他是董必武；就精通佛法而言，他是熊十力；就為共產黨獻身做烈士而言，他是李大釗。我把他定名為“李十力”，並在李大釗等二十人被絞名額中加上一名，就是因此而來。又如在美國公使館中與康有為對話的史迪威，他確是中文又好又同情中國的人物，我把他提前來到中國，跟康有為結了前緣）。這類“苦心”與“調劑”，書中亦復不少。

總之，寫歷史小說，自然發生“寫實的真”和“藝術的真”的問題，兩種真的表達，小說理論頭頭是道。《北京法源寺》在小說理論上，有些地方是有意“破格”的。有些地方，它不重視過去的小說理論，也不重視現代的，因為它根本就不要成為“清宮秘史”式的無聊小說，也不願成為新潮派的技巧小說，所以詳人所略、略人所詳，該趕快“過橋”的，也就不多費筆墨；該大力發揮的，也不避蕭伯納（G.B.Shaw）劇本《一人演說》之讖。

正宗小說起於18世紀，紅於19世紀，對20世紀的小說家說來，本已太遲。艾略特（T. S. Eliot）已咬定小說到了福樓拜（Flaubert）和詹姆斯（Henry James）之後已無可為，但那還是七十年前說的。艾略特若看到七十年後現代影視的挑戰，將更驚訝於小說在視覺映像上的落伍和在傳播媒體上的敗績。正因為如此，我相信除非小說加強僅能由小說來表達的思想，它將殊少前途。那些妄想靠小說筆觸來說故事的也好、糾纏形式的也罷，其實都難挽回小說的頹局。

在一般以小人物為小說的矮叢中，我高興我完成了以大人物為主角的這部《北京法源寺》。寫大人物是多麽振奮自己、振奮人心的事！書中大人物之一譚嗣同，他以身殉道、“踔屬敢死”（章太炎語），更是“清季以來”“一人足以當之”的“真人物”（熊十力語）。他一生心血，全在《仁學》一書。寫成之後，他感於台灣新喪日本之手，乃不用真名，而以“台灣人所著書”顏其封面，借哀濁世；如今，我獨處台灣，寫《北京法源寺》，“台灣人所著書”之讖，百年孤寂，又復重演。契闊四十載，今印此書以歸故國，滄海浮生，難忘我是大陸人而已。

1991年6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