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作賓攜女友田野調查風波（第2/4頁）

4月9日，李濟在得到梁思永關於此事的報告後，立即回電，要求梁思永“維持工作站最小限度紀律”。6李濟的本意是木已成舟，只能杜絕環境和輿論的縱容，也想把這件事的影響控制在最小範圍。可事情已到了不能收拾的地步。史語所歷史組研究員徐中舒自安陽返北平，向傅斯年講了此事。傅斯年怒不可遏，4月10日致電史語所， 自請“革罰”：

中舒自彰返，始通知彥堂此行攜女友往，並住辦事處。弟汗流浹背，痛哭無已。追思本所風紀至此，皆弟之過，應即請革罰。弟今晚赴京7，辦理交待，並候懲處。乞陳在君、元任。8

1932年的熊海平。

傅斯年下“罪己詔”，大動肝火其來有自，9還引起過一場風波，他當然不願史語所再生是非，授人口實。看到所長傅斯年的“罪己詔”，李濟也於同日致函丁文江，攬咎於己，自請處分：

昨得孟真兄一電，弟為之惶恐萬分，已托元任兄轉呈，想已早在鑒中。惟弟對此事真相現在未得任何報告，詳情如何，容探明後陳報，現在嚴重局面之演成，弟實不能辭其咎，孟真兄殆無責任可言，其理由如下：

（一）此時孟真如在假期中10，代理所長職者，弟也；

（二）彥堂此行，孟真事先已表示反對，弟實允許之；

（三）此事之發生又在考古組之工作站，為弟主持之事業。

據此，則此不幸事件之責任，一切均應由弟負，孟真兄殆無責任可言。理合陳請準予免去弟考古組主任一職，並交付懲戒，以維院紀而儆效尤。11

董作賓始知闖下大禍，心有戚戚，當日也向傅斯年李濟致電請罪，表達愧意：“賓因招待女同鄉參觀工作，致幹本所風紀，無任惶愧，謹請即日辭職，以謝賢明。”12所謂“風紀”事，是4月7日午餐時的一次“鬧酒”。夏鼐在日記中寫道：

這次鬧酒，與熊海平女士的在座有關。董先生原有糠糟之妻，這次由北平帶了女友來安陽玩，形同夫婦。可是王湘君背後說，這不是他的表嫂，他另有表嫂。徐中舒先生自謂是“蘿蔔幹”。熊女士這時似在北平一藝術學院讀書，酒量頗宏，大家鬧著，想灌醉她，結果她沒醉，別的人倒都喝得醉醺醺了。13

解鈴還須系鈴人。4月11日，李濟致電梁思永，“請敦勸彥堂實時返京”14。旋渦之中的梁思永是殷墟工地的負責人。4月12日和13日，他接連給李濟回電，報告事件進展：“得知孟真、中舒、彥堂三人皆因孟真認為彥堂伴女友來彰參觀有傷研究所風氣而辭職，事件嚴重，已成僵局，弟對此事‘真相’不可不說明”；“彥堂明早赴平，辭意堅決，決非弟力能挽留”；“彥堂與女友同行一事所引起之風波對工作站影響顯著，到處都是不安與惶惑。故盼吾兄早日決定以後計劃，如能提前來彰更妙。又研究所如決議挽留辭職各位，恐吾兄需親往北平敦勸。”15

1931年秋，董作賓在龍山發掘現場。

為穩住陣腳，安撫同人，李濟4月14日再致電梁思永，“彥堂事正設法轉圜”。

一時間，傅斯年、李濟、董作賓以及梁思永都要辭職，史語所的“新學術”大業豈不中道而廢？中研院總幹事丁文江聞訊後，即展開了一系列的調解。4月11日，他先通過徐中舒說項：

茲奉上致彥堂兄一函，乞為轉交。兄致孟真書有“為彥堂終身幸福”雲雲，弟意，“終身幸福”雲者乃即終身工作之謂，有室家之樂不過工作必需之條件，本兄前書意，望兄善為弟等解釋，使彥堂勿負氣求去也。去歲弟反對元任、方桂挈眷旅行事，與此似異而實同，田野工作原系苦事，甘苦須大家共之，挈眷與攜女友皆足使同事有苦樂不均之感，孟真謂為“風紀”，實不如謂為“風氣”之為得也，一切統希兄善為說辭為荷。16

丁文江這封信點到了問題的實質，“田野工作原系苦事，甘苦須大家共之，挈眷與攜女友皆足使同事有苦樂不均之感”。這也就是一年前丁文江頒發“禁止外出調查攜眷”令的真實原因。那時做田野，尤其是考古發掘，除了風餐露宿，生活艱苦，還得遭受地方勢力官商勾結的排斥，盜墓賊的打擊……所以在“前線”強調“官兵”平等，自有它的合理性。

董作賓攜女友的定性，“風紀”與“風氣”一字之差，性質迥異。前者事關道德，後者僅涉輿情。事實上，董作賓離婚而戀上一女生早就不是新聞。董原來的婚姻為父母之命，結婚後因性情不合，雙方均感痛苦，1934年12月23日即與前夫人協議離婚，共登聲明於《中央日報》。1935年1月6日，殷墟工地上的青年考古工作者潘愨給同事李光宇的信中就提到，“董先生結褵大典，同人有何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