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作賓攜女友田野調查風波（第3/4頁）

17那時，同人便以為董作賓已經或者即將“結褵”。因此照董作賓看來，攜女友並非偷偷摸摸的苟且之事。但董也許有些不便言說的原因，或雙方還有一些尚待解決的難題，於是對外並未張揚，僅以女友處之，殊不知這一來反而引起外界的猜測，引發軒然大波。

丁文江一邊勸說傅斯年、李濟等人，一邊開導董作賓。他在4月11日致董的信裏，殷殷陳詞：

昨晨接孟真來電辭職，濟之臥病亦有書來引咎，今晨復由所轉來兄自彰德所發灰電，孟真亦自平來，略悉一切經過。茲略就弟個人所見，為兄陳之。研究院為純粹研究科學機關，對於其職員之私人行為無幹涉之必要，且無幹涉之可能。但職員行動牽設［涉］研究院時，則公私方面均應極端慎重，此原則也。持此原則以衡此次之事實，則兄招待女友赴彰德，事先當然應得孟真或濟之同意；何況兄之女友又同寓彰德之辦公所乎？孟真之所謂‘風紀’問題當即指此。孟真、濟之皆極愛兄，恐兄不諒，故不肯相責而自引咎辭職，並非欲以此逼兄，此意兄當能知之。弟意，請兄善自反省，即致孟真、濟之一函，對於事前未征同意，誠意道歉，則事即了。在中國目前狀況之下，研究學術非有機關不可，求一相當之機關，談何容易，任何人皆不可輕言辭職。弟當以此意告孟真、濟之及元任。茲謹以之告兄，請兄幡然改圖，勿作去意，勿以良友之忠言為逆耳也。18

丁文江又動員胡適出面說情。董作賓1923年入北大研究所國學門作研究生，正值北大文學院院長胡適大力提倡研究國學。兩人有師生之誼。丁文江在4月13日致胡適的信中寫道：

中研院總幹事丁文江。

今天給你一個電報，請勸董彥堂勿辭。想已收到。現在我把有關系的函電都抄一份送給你，請你向彥堂解釋。經過之事實本很簡單。彥堂新與其夫人離婚，另外追求一個女學生。事前未向孟真和濟之說明，就把這位小姐帶到彰德去，並且住在史語所辦事處裏面。孟真知道就打電報來辭職（參觀原電）。

此外的事實和我個人的態度，你看了抄件自然明白。我所要函請你向彥堂說明的：

（一）孟真對於他無絲毫的惡意。他本來是容易沖動的，他（傅斯年）去年離婚的事，至今不免內疚，所以有這次的爆發，懂得他心理的人，很容易明白。

（二）我給彥堂的信，是與孟真、彥堂兩方面找台階下台，並非要責備彥堂。目前孟真的沖動已經大體過去，只要彥堂不辭職，我想就沒有什麽問題。

無論你如何忙，請你務必向彥堂解釋，請他打消辭意。19

此時董作賓也許是見木已成舟，遂心如鐵鑄，打定主意擇枝他就。他向丁文江申辯自己的行止，還對傅斯年猶有怨言。

4月24日，丁文江再致一封長信，聲聲入耳，字字在理：

適之來，得奉十五日手書，適赴申開會，遂未即覆，惟請適之先致一書，勸兄以工作為重，並述孟真態度，想已入覽。茲請再就兄書所言各點，略為申述如下，請兄平心靜氣，一細思之。

孟真以“攜女友在辦事處”相責，弟前書已言此乃“風氣”問題，與“風紀”無關，此語孟真亦以為然。故兄來書所言在彰德住宿詳情，當然不成問題。弟所不能已於言者，兄以為女友“往安陽參觀，此是彼自己意志之自由，賓縱是好友，不能強攜之去，更不能強止其行……此次偕同友人沿途招待，並介紹其參觀……當然無請示上司得其同意之必要”。又雲“招待遠道參觀之女賓……□（此處原文為方框“□”）之住冠帶巷辦事處者，此為發掘團主持人思永之責。……賓此行乃是代表中央古物保管委員會監察殷墟發掘工作，亦是客人，無權支配發掘團辦事處房屋”，兄草此時當系盛怒未消。此時事過多日，仔細思之，當亦覺上列各語之不能成立。假如本院同人態度皆如吾兄，則凡本院同人之男女朋友均各本其“自己意思之自由”，不經任何人之同意赴安陽（或其他工作處）參觀，兄誠思之事實上有是理乎？

允許住冠帶巷辦事處者誠為思永，然苟無兄之介紹，思永何以識某女士，何以而許其住辦事處乎？

兄雖為文化機關代表，同時仍系本院職員，此次不管責任若何，兄固不能卸除也。

弟上函言之，兄前信所言當系情感激刺時所發。此時當亦未必堅持此意。弟為公、為私，不能不向兄解釋，並非欲以此相詰責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