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坳上的北大文研所（第2/6頁）

亂世之中的讀書種子聞訊如得佳音。只是戰火阻隔，道路迢遞，要來讀書，也不容易。王明於1939年2月4日致函傅斯年：“聞歷史語言研究所已徙昆明，生以前考取之研究生資格，請求入所研究，可否？敬乞核示。”傅斯年很快回信應允。但王明6月12日再函傅斯年：“生本擬即日離桂，奈何忽患瘧疾纏身未痊，俟病愈則俶裝入滇。” 2

周法高在中央大學中文系上大三時，盧溝橋事件爆發，他隨校遷到重慶沙坪壩。大學畢業，報考北大文研所。那時大學四年級通常要寫一篇畢業論文才能畢業。他的論文利用了《經典釋文》的部分材料，使用陳澧《切韻考》系聯反切上下字的方法，寫了一篇《經典釋文反切考》。他將論文寄往昆明，取得考試資格，筆試過後，又在重慶上清寺傅斯年寓所參加口試。周法高答辯的時間很長，也很放得開。外國人喜歡在會間吃茶點，據說周法高就是一邊吃著包子，一邊回答老師的問題。傅斯年對他相當滿意，最後對他說：“你的研究屬於歷史音韻學的範疇，將來可以從事漢語歷史語言學的研究。”幾句話就鑄定了一個未來的語言學家的模型。

語言學者周法高。

南開歷史系學生楊志玖隨校南遷，先在雲南蒙自縣讀西南聯大分校，1938年暑期畢業後到達昆明。據他回憶：

學校推薦我和同班同學余文豪（行邁）及清華大學歷史系畢業生汪籛到史語所。傅先生對我們說史語所暫不招研究生，但所裏有一筆中英庚款，你們可從中每月領取三十元，自己看書學習。那時三十元已可供每月的房租、夥食、買書和零用。中間先生還召集我們座談，詢問我們學習情況並予指導。這一年，我寫了一篇《元代回回初考稿》。1939年秋，北大文科研究所恢復招生，由先生任所長，鄭天挺先生任副所長。先生勸我們報考。先生對這次考試非常重視，親自主持了一些口試，並檢閱每個人的英文試卷。3

新恢復的文研所首屆招收了十名研究生，其中語言組有馬學良、周法高、劉念和，文學組有陰法魯、逯欽立，哲學組有任繼愈、王明，史學組有楊志玖、汪籛、閻文儒等。師生們同灶吃飯，彼此關系親密。文研所傅斯年與鄭天挺的姓氏與正副所長音同義乖。治音韻學的周法高編過一副對聯：“鄭所長，副所長，傅所長，正所長，正副所長；甄寶玉，假寶玉，賈寶玉，真寶玉，真假寶玉。”對仗並不工穩，同學喊起倒也有趣。後來傳到周法高的導師羅常培耳中，他把周法高叫來，要他把心思用在正道上，不要逞歪才。任繼愈回憶：

研究所剛成立時，這裏住的都是北大文科研究所的師生。這一間房間原是陳寅恪先生的住室。陳先生身體素弱，冬天用紙條把窗戶封死。磚木結構的樓房不隔音，難免互相幹擾，但大家對陳先生都很尊重，晚上九時以後，他要休息（左右鄰居，樓上樓下，研究生的導師如羅常培、鄭天挺、姚從吾、湯用形諸先生都住在這裏），大家都不敢高聲說笑。有一天，樓下傅斯年、羅常培、鄭天挺幾位正高談闊論，陳先生正好在樓上房間，用手杖把樓板搗得咚咚響。傅、羅、鄭幾位連忙停止了議論，一時變得“四壁悄然”。4

在敵機的轟炸下，北大文研所很快結束了這段在城裏的日子，遷到史語所所在的龍泉鎮龍頭村外寶台山響應寺。傅斯年既是史語所所長，又兼北大文研所所長，有時兩頭受累顧此失彼。他在1940年8月14日給胡適的信中訴：“北大文科研究所去年恢復，向中英庚款會捐了點小款，除教授兼導師外，請了向覺明（向達）作專任導師，鄧廣銘作助教，考了十個學生，皆極用功，有絕佳者，以學生論，前無如此之盛。湯公（湯用彤）公道盡職，指導有方；莘田（羅常培）大賣氣力，知無不為，皆極可佩。此外如毅生（鄭天挺）、公超（葉公超）、膺中（羅庸）皆熱心，只有從吾（姚從吾）胡鬧。此人近辦青年團，自以為得意。其人外似忠厚，實多忌猜，絕不肯請勝己之教員，寅恪斷為‘愚而詐’，蓋知人之言也……我自求代理此事，一年中為此進城不少，又由史語所借出一大批書，弄得史語所中頗有怨言：真不值得。”5對此，傅斯年也有顧慮，幾次想推掉北大文研所的事。因昆明再遭轟炸，史語所擬遷四川南溪縣李莊。他也就想借坡下驢。9月7日鄭天挺致信傅斯年：“此外尚有一事，即北大研究所所址，非隨史語所不可，此事已數向兄言之，而兄皆似不甚以為然。但細思之，北大無一本書，聯大無一本書，若與史語所分離，其結果必養成一般淺陋的學者。千百年後探究學術史者，若發現此輩淺陋學者，蓋我曹之高徒，而此淺陋學風為北大所韌始，豈不大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