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坳上的北大文研所（第6/6頁）

1940年秋，馬學良隨著史語所轉移李莊板栗坳。當時語言組從事少數民族語言研究的僅有李方桂和馬學良、張琨師生三人。在李方桂的指導下，馬學良繼續整理倮區的語言調查，寫成論文。他發現了元音松緊的特性，強調了其在倮語及藏緬語系的重要性。1941年6月，語言學教授羅常培在板栗坳考察馬學良的學術水準，他寫道：

三日上午約馬學良君來，評訂他所作的《撒尼倮倮語語法》……李先生對我說，他這篇論文在已經出版的關於倮倮語的著作裏算是頂好的。這雖然含著獎掖後學的意思，但是我看過論文初稿後，也覺得李先生的話不算是十分阿好或過譽。我一方面佩服馬君鉆研的辛勤，一方面更感謝李先生指導的得法。自從幾個文化團體流亡到西南後，大家對研究藏漢系的語言感覺濃厚的興趣。但是我們卻不想一個人包攬好些種語言，我們只想訓練幾個年輕的朋友各走一條路，然後匯總去作比較的研究。這幾年來，除馬君外，還有陳三蘇女士治苗語，傅懋勣君治倮倮語和麽些語，張琨君治擺夷語和民家語，那慶蘭君治仲家和水戶語，葛毅卿君治苗傜語，高華年君治納蘇語和窩尼語，都有相當的成績。20

論文《撒尼倮倮語語法》幾經補充修改，終於完稿。這是語音學20世紀20年代傳入我國後，第一部用現代語音學理論，描寫實地語料的少數民族語言學著作，通過對撒尼倮倮語的研究，揭示了藏緬語的重大語音和語言特征。1949年後，倮倮改稱彝族。1950年，馬學良的論文最終以《撒尼彝語研究》為書名，由中國科學院編輯，商務印書館出版。在原來的序言中，馬學良對恩師李方桂充滿感激，後來的版本中這幾句話被完全刪去了，或許是迫於情勢。彼時，李方桂已遠渡重洋，執教美國夏威夷大學。那時的美帝國主義是中國的頭號敵人。

任繼愈讀北大文研所的導師是湯用彤，副導師是賀麟。他做的論文是《理學探源》。理學盛於宋朝，但源自隋唐，且涉及佛教，需查考《大藏經》。當時昆明沒有《大藏經》，只有史語所有一部，於是任繼愈隨史語所到了李莊。1941年7月4日，羅常培參加了任繼愈的畢業答辯，他後來寫道：

四日上午，約任君繼愈來評訂他的《理學探源》。他在論文節要裏自述宗旨：“治哲學史首在辨其異同。同者何？心也，理也。異者何？象也，跡也。凡人同具此心則同具此理，語其真際東聖西聖若合符節。萬民雖眾，即是一人之心；百世雖久，即是當下之理。萬象森然不礙其為一本，此即所謂同。理誠一矣，然其表詮之際，其語言文字之習慣， 當前所受之塵境，問題之結症，則各民族不盡同，各人亦異，故西洋印度各有其精彩面貌，則所謂象也，跡也，此其所以異也。”任君在湯錫予、賀自昭兩位先生指導下， 兩年工夫居然深造自得，窮源竟委地作出這樣一篇論文來，足見他很能沉潛努力。論文全稿雖然還沒抄完，看過旨要和綱目也約略可以窺見一斑了。我和他談完話覺得很滿意，只對於全文結構上表示幾點意見。21

年輕的哲學家任繼愈，就在板栗坳的田坎茅屋之間開始了治學生涯。

1946年北大文科研究所遷回北平。同年，傅斯年代理北大校長。三年後的時代大變局中，這批研究生絕大部分留在大陸，少部分如周法高、李孝定、王叔岷等跟隨傅斯年去了台灣。1952年，已辦了三十三年的北大文科研究所停辦。

青年學者任繼愈。

1978年，當年陳寅恪指導的隋唐史研究生王永興調回北大任教，他去天津南開大學拜謁昔日的北大文研所副所長鄭天挺。回首當年，師生倆感慨人事凋零，欲說還休。最後，鄭天挺語重心長地說：“我們培養的二十余名研究生無一廢品。你現在培養研究生，不要忘了在昆明時北大文科研究所辦學的方向和精神。”囿於當時的情勢，鄭天挺未提及跟隨所長傅斯年在李莊完成學業的那十多位畢業生。也許，他能想到那批人同樣不會是廢品，甚至還可能是學術精英。只是他已等不到師生重聚，三年後就與世長辭。

而今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的人與事已是廣陵散絕矣。

（本文照片由台北“中研院”史語所、董敏、李光謨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