龍性難馴 多懷激烈遊壽的困境與突圍（第3/7頁）
中研院史語所所在的栗峰山莊牌坊頭。
要求高並不等於待遇好。遊壽在史語所負責善本書庫。初到之時，圖書管理員那廉君即對她的安排“降格使用”深感不安。1943年8月26日，那廉君有信致傅斯年，“聞本所本年度第二次所務會議報告事項中‘借調中博院遊壽女士為圖書管理員’一案有‘名次在那君之後’一語，竊以為未便，乞收回此意。”論資排輩，是史語所的慣例，但對遊戒微顯欠公平。
遊壽的不快還緣於傅斯年的專斷。她說：“……由於淩先生（淩純聲）和向先生（向達）是南京學友，有時互相談談所學，有時也流露出依人之嘆。”11傅斯年辦史語所，有感於西方漢學家的獨特建樹，目睹中國歷史語言學之衰歇，提出振興救弊的主張。他說：西洋人做學問不是去讀書，是動手動腳到處尋找新材料。史語所進人，傅斯年多是挑選北大生，他對金陵學人做學問的路數不認同。而遊壽恰恰走的是金陵“舊學”之路。
史語所圖書館藏有四萬幅金石拓片，多屬名家舊藏，其中一大類即為唐代墓志。借用墓志考證史事，是遊壽早已擘畫好的治學道路。她曾在1940年完成的《李德裕年譜》中寫道：“新舊唐書李德裕傳俱言六十三卒於珠崖貶所，補錄傳記亦雲焉，唯續前定錄雲六十四。於是說者稍有考訂是非。舊書本傳雲三年正月方達珠崖郡，十二月卒。今據新出土所撰彭城劉氏墓志末，燁附記雲：己巳歲十月十六日貶所奄承兇訃。則公之卒在大中三年為可信。”此即以墓碑訂史實之一例。1943年9月7日，她“提取《全唐文》四十函叁百貳拾冊”；某年11月11日“提取《三代吉金文存》壹部四函”；某年4月14日“檢還圖書館《唐代叢書》一本”……青燈黃卷，養浩蕩之氣。1945年8月15日，她向傅斯年寫信報告：“歸所月余，姑整理未竟之稿，擬東歸前墓志史料第一輯可完成，唯拓片尚封存室內。倘諭彥堂先生準予取出歷代墓志，是公私兩便。仍乞裁奪。”
抗戰勝利之後，遊壽抓緊時間整理著作，1946年春節剛過，即致書傅斯年，“《冢墓遺文史事叢考》已於三十四年草訖，呈送岑仲勉、陳槃兩研究員，指示之點，亦已改定，極想早日付梓，如何呈交，請核示。”岑仲勉、陳槃是史語所歷史組的研究員，遊壽的論文當是他兩位指導和審定的。完成這部書稿，或許是遊壽李莊四年中最欣慰的事。
遊壽贈逯欽立所節臨毛公鼎銘文。
然而，禍起蕭墻。1944年6月21日，一事對遊壽影響甚巨。史語所的档案中有一封致她的函，“前日見揭貼，深感悚異，執事如以為不可，一言即決，何至出此類揭貼。今既如此，只有與王君對換房屋，並無他法，即希照辦。”從語氣判斷，這是所裏的通告，處理結果不容商量。事件的起因或許是房屋糾紛。戰時山村，史語所研究人員的生存狀態十分艱難。在板栗坳，房屋問題，曾困擾過很多人。對其他人的住房問題，所裏頗費心思。而對遊壽未必公平？她會不會因“人微言輕”而粘揭貼（這或許就是貼“小字報”一類），且語氣尖刻？
這件事何以了結，已不得而知。但遊壽身心已倦。1945年1月25日，她致信傅斯年：“因病暫請給假三日。”調進遊壽，傅斯年並非權宜之計，確有栽培之意。1945年2月16日，他給曾昭燏寫信，“前談遊戒微先生事，最終結論仍以前法為妥，即改任為助理研究員，擬在開會時特別申請以第三年論，若兩年內遊先生寫成著作，即可討論升副研究員，不待滿四年也。”曾昭燏的三哥曾昭掄是化學家，三嫂俞大均（時任中央大學外語系教授）是傅斯年夫人俞大綵的姐姐。也就是說傅斯年與曾昭燏的哥哥是連襟。外舉不避賢，內舉卻避親，這封信不過是傅斯年與曾昭燏的按計行使。可惜遊壽不明白老同學與傅斯年的這番苦心。
1945年2月21日，也就是傅給曾昭燏去信的五天後，遊壽又給傅斯年寫了一張無期的假條：“因舊疾復發，又因家鄉淪陷，暫欲赴渝一行，未完工作抑另派人。或準予假，乞請裁奪。”依傅斯年的性格，不難想象他讀這封信的心情。他辦史語所，強調統一意志和紀律保證。歷史組的助理研究員李臨軒，研究斷代史，1943年6月15日他向傅斯年提出，“因病初愈，防受暑重翻，只得暫請外出假五日，分發承辦工作，隨帶五日歸家抄寫。至於前兩次因病請假，俟以後星期例假補作，俯予賜準。”也就是說，請假休息，工作不停；請假時間，在以後的例休假中扣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