龍性難馴 多懷激烈遊壽的困境與突圍（第4/7頁）

一個蘿蔔一個坑，拔出蘿蔔帶出泥。遊壽的離去，牽出一系列的麻煩，3月3日，傅斯年囑咐那廉君，“遊戒微先生工作異動，善本書庫由張苑峰先生兼管。”3月5日張政烺致函傅斯年，“遲至今日，未接管別存書庫。不久當著手，屆日當會同遊戒微君及佐理人員王志維君將別存書庫之金石拓本圖書器物徹底清點。”遊壽去重慶，或有個人私事。據遊壽晚年的弟子王立民語，她與丈夫陳幻雲的婚姻秘不示人。李濟之子李光謨、董作賓之子董敏也曾告訴過我，李莊的研究人員都有些懼怕遊壽和曾昭燏這兩個老處女。如果她在重慶有家，與丈夫團聚，那就天經地義。但她不提此事，眾人不辨就裏，對她的時走時歸，或逾時不歸就不免微詞。

她自1945年3月中旬離開李莊，4月11日再向傅斯年續假，“前蒙準假一月，現已屆滿，唯尚有多待，且江水多阻，續假一月，曠日恐久，請即停薪，以塞眾議。”此一去，遊壽耽誤了四個多月，到7月中旬才回到李莊。8月25日她再致信傅斯年，“年來受閑氣蓋平生未有，常恐冒瀆神聽。然以防微杜漸，聊試一鳴，君子不欲高上人，固不與所中舊人尋仇。”傅斯年9月18日回信，“一切照前約之辦法，您以舊名義未作研究，部分之管理事項可不擔任，一切均交張政烺先生接收。移交之事，乞速辦。”

抗戰勝利數月，東歸光復，人心所向。1946年3月5日，遊壽再致傅斯年信：“本所還都計劃已奉命在五月以後，職夏日多病，欲先下渝覓交通機會，至都日既向所中前所派人員報到，並聽其指命，伏懇賜準。”同一內容的信，她也分致董作賓。半個月後，遊壽在重慶再致傅斯年：“本所復員在夏天，職每年夏令必病，萬不得已，呈請下渝自覓還都機會。頃抵渝已一周，正極力設法交通工具，倘得先行至京之日，即向所中所派接收人石璋如先生報到。”董作賓是否準允遊壽的請假；此事他又是如何向傅斯年稟報的，未查到依據。3月2日，傅斯年致函董作賓：“遊竟自行離所，應將其免職。此人不能再留其在所。弟當時找她，大失策。甚對本所不起。”當初史語所輾轉萬裏，人員流失，能在艱難困苦中穩住一個人文學術集團，實為不易。傅斯年此舉有安穩人心，消除影響之意。與此同時，傅斯年給所裏同人寫過一封公開信，表明自己一不會棄所去做官，二不會背離同人獨自先享受。

3月27日，傅斯年給遊壽一封措辭極為嚴厲的信，“執事未得董先生同意，自作主張，自行離所，應自離李莊之日起，以停止職務論。”四天後，遊壽回信，“頃奉手諭，不勝駭愕。職此次離所彥堂先生曾批示‘暫作請假’。職在所中前後四年，自揣無過，倘鈞長以離所還京太早者，亦可即返李莊。”事若至此，尚有轉機，遊戒微在致傅斯年信的同時，又致董作賓：“此次請示先行歸京經過，不圖先生背後報告，傅所長有停職通知。今且忍耐不言，頃再緘倘以為不得擅行還京者，即重返李莊。”這封信本可換一種方式，求得寬宥。但遊壽性格如此，豈能俯就？

傅斯年本性執拗倔犟，嫉惡如仇。且又有與曾昭燏的那層關系，因此對遊壽的抱怨也就更甚。他決定壯士斷臂，“以塞眾議”。1946年4月7日，傅斯年分別致信董作賓、遊壽。給董作賓的信是，“見遊來信強詞奪理，附致兄一信尤如誣妄。此等人萬不可留其在研究所。一切文件附上，均至要緊，乞交那公（指那廉君）特別保存，以備萬一打官司之用。兄萬不可回她信，以免上其當。兄代為弟事受累，弟無知人之明，弄她進所，對所尤深歉仄也。”

傅斯年給遊壽的信，“先生如於停職之辦法有所申辯，自無不可，此事之決定系根據執事來渝留下之字而作，與董先生無涉。又，執事致董先生信之詞調， 自為執事一貫之常態，亦即敝所不能永久忍耐者。故前此決定絕不能更易。”

“才自清明志自高，生於末世運偏消。”在收到傅斯年解聘信三天後，遊壽終於拍案而起，吐盡渥氣，“平生志在為學，豈效區區作駑馬戀棧耶……”

遊壽在板栗坳完成的論文《冢墓遺文史事叢考》本已收入史語所在李莊的文章總匯——上中下三大冊《六同別錄》。但此時傅斯年堅決下令將那篇論文撕去。同事那廉君向傅斯年寫信求情：“……《六同別錄》已裝訂成冊，如撕去遊先生一文，勢必重新裝訂，並改封面，此舉是否可免，敬乞告知。”傅斯年一意孤行。1946年4月11日，史語所致函遊壽：“所著《冢墓遺文史事叢考》一書，本所不能付印，可由執事自行設法出版……”按說遊壽的論文是拿中研院的俸祿，在職務期間內完成的，怎能任性使氣，隨意拒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