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思成：遼代的一塊木頭（第3/6頁）

1949年9月下旬，林徽因和營建系的十名教師一起參加了國徽的圖案設計工作。她為這項設計竭智盡忠嘔心瀝血。據設計小組成員朱暢中介紹，林徽因曾提出過許多精辟的意見，比如用色要著力精簡，要便於雕塑、作證章和鋼印與印刷不走樣等。“梁先生和林先生以病弱之軀，不辭辛勞帶頭做方案，並帶領大家討論研究方案……先後做了二三十個正式完成的國徽圖案。”

9月30日，梁思成在給女兒的一封信中寫道：“我得以參加這個開國盛典，實在感到光榮與興奮。當兩個月前我設計改造中南海懷仁堂會場時，實在也想不到自己會來坐在這代表席上的……”“我幾個禮拜來，整天都在開會……四面八方去拉建築師來北京，組織公營建築師事務所，組織都市計劃委員會的企劃處，等等，技術工作全由媽媽負責指揮總其成，把你的媽媽忙得不可開交，我真是又心痛，又過意不去，但是工作一步步地逼迫著向前來，緊張興奮之極。……媽媽瘦了許多，但精神極好。”

歡樂還在繼續。1949年10月2日，在新中國成立的第二天，梁思成領著全家人席地而坐高唱“義勇軍進行曲”，清華園裏，金色的秋風中飄揚著熱血震顫的和聲。

1950年，林徽因與病中的梁思成商討國徽圖案。

梁再冰曾回憶，“當時常和父母通信，一年後回家，還擔心他們的思想和我的有差距，結果發現他們也非常積極。”

新春的鵝黃嫩綠，很快就遭遇一場凍雨。

中國革命的勝利，在蘇聯老大哥看來，也是自己的勝利。對勝利後城市建設和規劃，他們天經地義地認為是自己的義務與權利。

作為一個城市規劃的學者，在新中國成立初期梁思成就預見到北京城作為新中國的首都，必然面臨著一個史無前例的大發展。為了迎接這個大發展，必須有一個較全面的、有遠見的發展規劃。承接下北京新市區設計的梁思成有些惶恐，自己是學建築的，城市規劃並非長項，因此請來曾在南京政府內政部營建司擔任工程師的陳占祥共同商議。陳占祥曾在英國學習城市設計，兩人一拍即合，心心相印。

1950年2月，梁思成和陳占祥一起向北京市當局遞交了他們草擬的《關於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區位置的建議》（著名的“梁陳方案”）。他們從占地面積、交通聯系、長遠發展等幾方面詳加論證，認為從北京的長遠發展考慮，應將新的行政中心區放在京城西郊；而舊城是一座規劃嚴整，保存有眾多文化遺跡的古都，應將它完整地保留下來。在梁思成眼中，這座城墻圍起的偉大城市是世界上“獨一無二”的傑作。在他組織編制的那份“簡目”中，第一項要保存的文物就是整座北平城。

“開辟新區，保護古城”的“梁陳方案”，一開始就遭到否決。早在新中國成立前中共中央就提出要把“消費城市變成生產城市”的策略，確定將來的北京除了是政治、文化中心外，還要發展為工業中心。1950年，毛澤東站在天安門城樓上，用手指著廣場以南一帶，興奮地告訴身邊的北京市市長彭真：“將來從天安門上望過去，四面全是煙囪！”蘇聯專家團作的《關於改善北京市市政的建議》提出，應把行政機關建設在舊城中心，即天安門廣場周邊地區及東西長安街一線上。他們還認為，北京的工人太少，要把北京建成一個大的工業城市，以提高工人階級的人口百分比。他們反駁了建設西郊新市區的設想，認為那是不經濟的，是“放棄新建和整頓原有的城市”。

1950年，梁思成和陳占祥上書中央，建議保護古城，把中央行政中心另建在北京西郊。

梁思成據理力爭，提出把北京行政中心建在舊城會導致大量的拆遷，造成更大的浪費；人們城外居住，城裏上班，會造成跨區域的交通問題；北京也不宜大規模地發展工業，應該像美國的華盛頓一樣，成為中國的政治文化中心。

1950年5月，梁思成卷入了一場“關於北京城墻存廢問題的討論”。他大聲疾呼：“城墻不但不應拆除，且應保護整理，與護城河一起作為一個整體的計劃，善於作用，使它成為將來北京市都市計劃中的有利的，仍為現代所重用的一座紀念性的古代工程。”他用詩意的語言描繪：“這應該成為一個全長將近四十公裏的這麽一個世界上最偉大的環城公園。登上去之後，可以壯闊我們的胸襟，能夠休息人民疲勞的筋骨，壯闊他們的胸襟，古老的城墻確實可以擔負起新的使命。”“環繞北京的城墻，是一件氣魄雄偉、精神壯麗的傑作。它不只是為防禦而疊積的磚堆，它磊拓嵯峨，是一圈對於北京形體的壯麗有莫大關系的古代工程。無論是它壯碩的品質，同北京人民同甘共苦的象征意味，總都要引起後人復雜的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