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思成：遼代的一塊木頭（第4/6頁）

梁思成不斷地向北京市和中央國家領導人“冒昧上書”，提出他對中南海新建宿舍、長安街的規劃，以及人民英雄紀念碑的設計等問題的意見和建議。這一年，林徽因被任命為北京市都市計劃委員會委員兼工程師。她堅定地站在丈夫一邊，大聲疾呼保護古城區，保護古城墻。但他們微弱而執拗的呼聲頃刻間即被時代的高強音淹沒。一些報刊甚至開始對梁思成進行不點名的批評。世界上最大的城墻被拆除了，梁思成唯一能做的只是多看幾眼。不諳事理的梁思成不明不白地失敗了。他留下一段箴言：“北京古城所承載的信息，不是皇帝個人以及封建王公大臣的，是全民族的，是勤勞聰明的中國人用磚石壘成的史書。現在，人們不懂得她的珍貴，把她大卸八塊隨意糟蹋，五十年後，相信會有人後悔！”

古代中國的房屋建築在力學上有三個特色——飛檐、藻井與鬥拱。飛檐是力的延伸，藻井是力的凝聚，鬥拱是力的分配。梁思成與林徽因很快又找到平衡的支點。1950年6月30日，林徽因主持清華營建系師生設計的方案被全國政協一屆二次大會選定為國徽，當全體代表以起立方式通過時，被特邀列席這次會議的林徽因無比激動地目睹了這一歷史時刻。1952年，梁思成擔任了北京天安門廣場人民英雄紀念碑（簡稱“紀念碑”）的建築設計主持人，林徽因也被任命為紀念碑建築委員會委員。他就紀念碑的設計問題寫信給北京市長彭真，根據北京城故宮中軸線這一體形環境，及紀念碑所處的具體位置，並從構圖原理等各個方面來分析論證紀念碑應采取什麽樣的體形。梁思成幾次生病住院，仍與夫人一起對紀念碑的設計方案作了無數次的修改。在碑的體形與環境的配合，及各細部的藝術處理上，他們反復推敲，考慮得無微不至。核心問題是尋找一種體現民族情感和民族心理的建築形式。冥思苦想中，靈感如電光石火，驟然降臨。1939年秋，梁思成曾帶領營造學社的同事從昆明入川，沿著岷江、嘉陵江考察，他們興奮地發現了四川遺存的漢闕——那是漢代建於宮殿、祠廟、陵墓門側的一種石砌建築，狀如碑，上覆檐，檐下多有鬥拱……於是，他提出紀念碑的設計可參考借鑒漢闕的造型，並獲得了一致通過。林徽因與助手關肇鄴一起，認真推敲，反復研究，先後畫了數百張草圖，終於完成了紀念碑須彌座的圖案設計和碑身的全套紋飾。回憶那段日子，梁思成曾自豪地說：“差不多每天都在興奮激動的心情中度過高興愉快的一天。”

北京城的破舊立新正突飛猛進。建設單位為了改善城內的東西交通狀況，準備拆毀位於古城中心的團城，以便把馬路修得一平二直。中國向有臨水築台的傳統，如秦代長樂宮有鴻台，三國時曹操築銅雀台，南朝金陵建鳳凰台等，但這些古跡早已不存，僅見史載。唯有這座團城古台還存活在世上，而今又要遭遇不測。憂心忡忡的梁思成首先苦口婆心地說服了蘇聯專家，但一些行政領導卻堅持非拆不可。溫文爾雅的梁思成一改平素的書生氣，竟沖天一怒，拍案而起。他離開會場，徑直到中南海西花廳向周恩來總理懇切陳詞。周恩來終為所動，親到現場勘察，最終保住了團城。

梁思成的“上諫”只能保住一些“盆景”，卻不能守護一座城市。北京市委常委鄭天翔在1953年的一篇文章中，毫不客氣地批評另建“新北京”是“錯誤思想”。這年5月4日，北京市委就朝陽門、阜成門和東四、西四、帝王廟前牌樓影響交通的問題請示中央：擬拆掉朝陽門、阜成門城樓和甕城，交通取直線通過；東四、西四、帝王廟牌樓一並拆除。同年5月9日，方案照準。時任北京市副市長的吳晗擔起了解釋拆除工作的任務，為了挽救四朝古都僅存的完整牌樓街不因政治因素而毀於一旦，梁思成與吳晗發生了激烈的爭論。由於吳晗的言論，梁思成被氣得當場失聲痛哭。他不理解為什麽當初解放軍寧可流血犧牲也要保護下來的古建築，現在卻一定要把它們拆掉。其後不久，文化部社會文化事業管理局局長鄭振鐸邀請文物界知名人士在歐美同學會聚餐，在這次聚餐會上，林徽因與吳晗也發生了一次面對面的沖突。梁思成的學生羅哲文後來回憶：“拆歷代帝王廟的牌樓，梁思成先生痛哭了好幾天……”

由梁思成參與設計的“人民英雄紀念碑”的建築工地。

老北京舊貌不存，一幢幢高樓在主城區拔地而起。梁思成只好退而求其次，他提出舊城內建新樓，須考量中國式的“大屋頂”元素。其實，他並不贊同簡單地將古代宮殿式的屋頂生硬地套在西式建築頭上。早在1944年撰寫的《中國建築史》中，梁思成就認為這類建築“頗呈露出其設計人對於我國建築之缺乏了解，如（北平）協和醫學院與（成都）華西大學，僅以洋房而冠以中式屋頂而已”。歷史是一條連接過去、現在、未來的長河。他希望通過“大屋頂”體現“中國建築的輪廓”，保存一點點歷史的基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