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散文鈔》序

周作人

題解

上世紀30年代，沈啟無與周作人過從甚密。他與俞平伯、廢名、江紹原並稱為周作人的四大弟子。在1933年版的《周作人書信》中，收入周作人給他的書信25封，數量之多，僅次於給俞平伯的。周作人當時在課堂講授各時代的“散文”，須得有一“選本”。沈啟無編選明清小品文成冊，正合其意，《近代散文鈔》就這樣誕生了。有學者指出，《近代散文鈔》是以周作人的手眼來編選明清小品的。其編選過程肯定也有周作人的參與。顯然，《近代散文鈔》的編選意圖並不僅僅是提供一個晚明小品的普通讀本，而是要張揚一種文學理念，並且具有強烈的論戰性。俞平伯就曾明確地把《近代散文鈔》看做是支持周作人文藝理論的作品選。這樣，有理論，有材料，師徒幾個披掛上陣，回擊左翼文學，又有林語堂等人的理論和作品以為策應，於是形成了一個聲勢浩大的晚明小品熱和言志派文學思潮。

一

啟無編選明清時代小品文為一集，叫我寫一篇序或跋，我答應了他已將有半年了。我們預約在暑假中繳卷，那時我想離暑假還遠，再者到了暑假也還有七十天閑暇，不愁沒有工夫。末了是反正不管序跋，隨意亂說幾句即得，不必問切不切題，因此便貿貿然地答應下來了。到了現在鼻加答兒[1]好了之後，仔細一算，已經過了九月十九。聽因百說，啟無已經回到天津，而平伯的跋也在“草”上登了出來，乃不禁大著其忙，急急地來構思作文。本來頗想從平伯的跋裏去發見一點提示，可以拏來發揮一番，較為省力，可是讀後只覺得有許多很好的話都被平伯說了去，很有點怨平伯之先說，也恨自己之為什麽不先做序，不把這些話早截留了，實是可惜之至。不過，這還有什麽辦法呢？只好硬了頭皮自己來想吧。然而機會還是不肯放棄，我在平伯的跋裏找到了這一句話——“小品文的不幸無異是中國文壇上的一種不幸”——做了根據，預備說幾句，雖然這些當然是我個人負責。

我要說的話，幹脆就是，啟無這個工作是很有意思的，但難得受人家的理解和報酬。為什麽呢？因為小品文是文藝的少子，年紀頂小的老頭兒子。文藝的發生次序大抵是先韻文次散文。韻文之中，又是先敘事、抒情，次說理；散文則是先敘事，次說理，最後才是抒情。借了希臘文學來作例，一方面是史詩和戲劇、抒情詩、格言詩，一方面是歷史和小說、哲學——小品文，這在希臘文學盛時實在還沒有發達。雖然那些哲人（Sophistia）[2]似乎有這一點氣味，不過他們還是思想家，有如中國的諸子，只是勉強去仰攀一個淵源，直到基督紀元後希羅文學時代，才可以說真是起頭了。正如中國要在晉文裏才能看出小品文的色彩來一樣，我鹵莽地說一句，小品文是文學發達的極致，它的興盛必須在王綱解紐的時代。未來的事情，因為我到底不是“問心處”，不能知道。至於過去的史跡，卻還有點可以查考。我想古今文藝的變遷，曾有兩個大時期，一是集團的，一是個人的。在文學史上所記，大都是後期的事，但有些上代的遺留，如歌謠等，也還能推想前期的文藝的百一。在美術上便比較的看得明白，繪畫完全個人化了，雕塑也稍有變動，至於建築、音樂、美術工藝如磁器等卻都保存原始的跡象，還是民族的集團的而非個人的藝術，所尋求表示的也是傳統的而非獨創的美。在未脫離集團的精神之時代，硬想打破它的傳統，又不能建立個性，其結果往往青黃不接，呈出醜態，固然不好，如以現今的磁器之制作繪畫與古時相較，即可明了。但如顛倒過來，叫個人的藝術復歸於集團的，也不是很對的事。對不對是別一件事，與有沒有是不相幹的。所以這兩種情形直到現在還是並存，不，或者是對峙著。集團的美術之根據，最初在於民族性的嗜好，隨後變為師門的傳授，遂由硬化而生停滯，其價值幾乎只存在技術一點上了。文學則更為不幸，授業的師傅讓位於護法的君師，於是集團的“文以載道”與個人的“詩言志”兩種口號成了敵對。在文學進了後期以後，這新舊勢力還永遠相搏，釀了過去的許多五花八門的文學運動。在朝廷強盛、政教統一的時代，“載道主義”一定占勢力，文學大盛，統是平伯所謂“大的、高的、正的”[3]，可是又就“差不多總是一堆垃圾讀之昏昏欲睡”[4]的東西。一到了頹廢時代皇帝，祖師等等要人沒有多大力量了，處士橫議，百家爭鳴，正統家大嘆其“人心不古”，可是我們覺得有許多新思想、好文章都在這個時代發生，這自然因為我們是“詩言志”派的。小品文則在個人的文學之尖端是言志的散文，它集合敘事、說理、抒情的分子，都浸在自己的性情裏用了適宜的手法調理起來，所以是近代文學的一個潮頭。它站在前頭，假如碰了壁時，自然也首先碰壁。因為這個緣故，啟無選集前代的小品文給學子當做明燈，可以照見來源去路，不但是在自己很有趣味，也是對於別人很有利益的事情。不過在載道派看來，這實在是左道旁門，殊堪痛恨。啟無的這本文選，其能免於覆瓿之厄乎？未可知也，但總之，也沒有什麽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