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不被看好的新政時代（第2/2頁）

其次，要改奴婢為“私屬”，而能占有眾多奴婢的，都是大地主豪強，他們蓄養奴婢的目的也是用於農業生產，國家一方面推行王田制，要他們將現有的土地上交，一方面又不準許他們買賣奴婢，這就等於是要他們白白供養奴婢了，這怎麽行得通？

至於“五均六管”制，其前提是政府必須掌握相當數量的商品和貨幣，並且有強有力的管理手段。由於沒有這兩方面的條件，王莽只能依靠富商大賈的力量來推行政策，使得評定物價的權力掌握在貴族官僚手裏，反而給了他們利用職權投機倒把、貪汙勒索、搜刮百姓的機會，形成危害更大的官商壟斷性經營。最終，國家沒有增加收入，百姓卻加重了負擔，正當的商人和手工業者也受到打擊。

顯而易見，胡適先生對“王莽改制”中最為欣賞的土地國有、廢奴、均產三大政策在現實中是行不通的。

此外，王莽還進行了幣制改革、中央機構改革（主要是調整郡、縣劃分，改官名、地名），還改變了少數民族族名和首領的封號。

王莽對貨幣的改革，其本意是削弱豪強大族的經濟實力，但他無視五銖錢從武帝時開始已經生產了二百八十億萬的現實，而是模仿周朝的子母錢，瘋狂地推行各式各樣的新貨幣，這些貨幣種類錯雜，名目紛繁，彼此間轉換復雜，且信用度低，人民被搞得暈頭轉向，不得不繼續使用漢朝的五銖錢，由此，民間交易很不順暢，物價隨之動蕩不已，財政經濟陷於癱瘓。幣制也因之一改再改，錢越改越小，價卻越來越高，無形之中政府又刮了普通民眾一筆財富。

搞笑的是，王莽認為“劉”字由“卯、金、刀”組成，於是下詔，“正月剛卯”佩飾和金刀錢都不準再使用。於是，廢除錯刀幣、契刀幣以及五銖錢。為了防止民間私自鑄造，便下禁令不準挾帶銅、炭。

實際上，恢復已被歷史淘汰的原始貨幣，已經直接違反貨幣發展規律，徒增貨幣流通的障礙。

改革中央機構，調整郡、縣劃分，改改官名、地名其實只是為了復古而復古。王莽食古不化，認為改制後一切都要符合古義，於是掀起了空前絕後的改名運動，無論地名、官名、建築名，幾乎都進行了修改，而且還任意調整行政區劃和行政部門的職權。此後仍一改再改，有的郡名一年間改了五次，最後又改回到原來的名字。官吏和百姓難以記住，所以每次頒發詔書和公文，都要在新名後注舊名。頻繁的改名給正常的行政工作和百姓的日常生活帶來極大的麻煩，造成官民心理上的厭惡。

改變少數民族族名和首領的封號則是純屬沒事找抽。王莽自己做了皇帝，就很瞧不起周圍的少數民族，覺得少數民族的首領不應該稱王，於是派人出使匈奴，收回漢朝原來給的印璽，換給新朝的印章，又將匈奴改為“恭奴”、“降奴”，將“單於”改為“善於”、“服於”，匈奴單於改名為“降奴服於”。另外，國內有北海郡、南海郡、東海郡，偏偏少了一個西海郡，為了能成為名副其實的四海共主，王莽強行脅迫羌人“獻”出青海湖一帶的土地，以設立西海郡。而這個郡當時不過是一塊荒蕪之地，王莽於是又加設了五十條法令，驅趕成千上萬的罪犯移民。一系列動作下來，終於招致天怒人怨，邊塞烽煙四起。

王莽召募天下囚徒、丁男、兵卒三十萬人，分十二路攻擊匈奴，這麽一來，新朝的數十萬軍隊無端地陷入了無窮盡的邊境戰爭之中，無法脫身，白白耗費了大量人力物力。而雪上加霜的是，老天又來湊了把熱鬧，旱災、蝗災、瘟疫等自然災害相繼出現，把王莽搞得焦頭爛額。

人禍加上天災，饑荒四起，天下動蕩，許許多多的百姓流離失所，道路上的逃荒者絡繹不絕，人相烹食的慘狀比比皆是。

如此敗局，王莽吃素、燒香、祈禱……甚至傾盡慈善機構的資金也無濟於事了。

怎麽辦？王莽黔驢技窮，憋出了一個叫人哭笑不得的辦法：命令關中的饑民用草木屑熬成酪餅，以解決饑餓問題。

這種酪餅只會損傷人的消化系統，哪能充得了饑？

在死亡的威脅下，百姓不得不鋌而走險，揭竿而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