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度田與中興

在實行偃武修文政策後的第二年，即光武帝建武十五年（公元39年），經過深思熟慮的劉秀在全國範圍內發動了一次規模宏大的“度田”鬥爭，這一鬥爭異常激烈，還引發了連續不斷的局部動亂。

這，到底是怎麽回事呢？

原來，劉秀通過對西漢政權滅亡的分析研究，找到了一個深層原因，那就是西漢昭、宣帝以來土地兼並的加劇和小農經濟的破產。

土地兼並必定會使地方割據勢力增強，而農民的破產又必定會使社會湧現許許多多無家可歸的流民，形成了不穩定因素。

當然，土地兼並現象並不是西漢才有，它是土地私有制的必然產物。

早在戰國時代，這種兼並現象就隨著土地的私有和買賣出現了，到秦朝時，用西漢武帝時董仲舒的話來說，已是“富者田連阡陌，貧者亡立錐之地”了。因此，董仲舒提出了“限民名田，以澹不足”的主張，希望能限制私有土地的數量。

西漢末期，師丹、孔光與何武等人也看出了土地兼並的危害，提出限制“諸侯王、列侯”及“吏民”私有土地數量的主張。

王莽更是想通過“更名天下田曰王田”以達到恢復井田制度來廢除地主土地私有制的目的。

從歷史發展規律來看，簡單草率地廢除土地私有制已經不可能，王莽只能搬起石頭來砸自己的腳，最後不得不下書稱：“諸名食王田，皆得賣之，勿拘以法。”

劉秀從底層平民造反而登上了皇位，自然知道土地對農民生活的重要性。

所以，他在加強了中央集權統治後，第一件大事就是“度田”，解決農民土地問題。

從字面上來看，“度田”，即丈量土地。

但劉秀要做的，除了丈量土地外，還要“案比”，即清查戶口。

要知道，這二者是密切相關的。

豪強地主大量兼並了土地，就會迫使大批的農民破產變為流民、奴隸及依附人口。

這些流民、奴隸及依附人口只好反回頭租種豪強地主的私有土地生活，最後淪落為豪強地主的私人財產。

長此以往，就會出現“豪強大家”“一家聚眾或至數千人”的現象，不但使得國家控制的農民減少，而且會造就許多政治上的反對勢力。

通過“度田”，即丈量土地，就可以掌握豪強地主擁有私有土地的狀況，既便於限制其土地占有量，沒收一些多余土地，分給無地的貧民，又可以依據土地多少征收賦稅；而通過“案比”，即檢核戶口，既可以從地主手中清查隱匿戶口，以擴大稅源、役源，也便於限制豪強地主控制依附農民的數量。

一句話，“度田”既可以增加國家稅收，也可以有效抵制大地主和豪強的兼並，從而保護惠澤小地主和普通平民。

光武帝建武十五年（公元39年）六月，“度田”運動正式開始，劉秀“詔下州郡檢核其事”，一時間“百姓嗟怨，遮道啼呼”，雞飛狗跳，民情洶湧，運動遇上了很大的阻力。

阻力主要來自“郡國大姓、兵長”，還有一些地方長官如刺史、太守等，他們是利益的既得者，當然不願意因為這次運動觸及到自己的財產。另外檢核戶口也要驚動許多人，許多農民依附於豪強地主名下，充當他們的部曲、賓客，以致國家的戶口冊在姓名、年紀與數量等方面都不真實。所以，“案比”就要重新檢核戶口年紀，就要把被檢核者集中起來，一個一個根據其實際情況核實姓名、年齡與特征。很多無知百姓擔心“案比”會加重自己的稅役，在別有用心的地主豪強的鼓動和挑唆下，“聚人遮道啼呼”。刺史、太守上瞞下欺，對政府的政策百般搪塞、敷衍，匯報的情況“多不以實”。甚至有人故意優待豪強，侵害苛待貧弱的百姓，他們以度田為名，將農民聚集到田中，連房屋、鄉裏村落也一並丈量，百姓啼哭震天。

其中，發生了一件這樣的事：各郡縣陸續把核查到的田畝戶口數據報上來了，陳留縣的文吏在文書中夾了一張小紙條，上面寫：“潁川、弘農可問，河南、南陽不可問。”

劉秀大為奇怪，問手下官員，這是從哪兒來的？

官員低著頭，說是從街上撿來的，錯夾在文件裏了。

哪有這麽蹊蹺的事？！

劉秀不信，大聲斥責有關工作人員。

劉秀的兒子劉陽，年方十二歲，天資聰慧，正好站在屏風後，對劉秀說：“那是官吏接受郡守下的指令，將要同其他郡丈量土地的情況作比較。”

劉秀回頭問道：“就算這樣，為什麽說河南、南陽不可問？”

劉陽對答說：“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陽帝鄉，多近親；其田地住宅已超過規定，不能做標準，故有此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