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卷土重來（第5/8頁）

由於醫生在六十年代早期就意識到安非他明的危險性，所以他們開處方時開始限制這種藥的數量。然而醫生並不是安非他明唯一的來源。同可卡因的情況一樣，安非他明類藥物是作為解充血藥出售的，用來減輕流感，哮喘和枯草熱的症狀，無需處方就可以買到一次性吸入劑形式的安非他明。到五十年代晚期的時候，那些找不到地方購買可靠的安非他明藥片的人常常買這種吸入劑，把包裝撕開，或是吃掉裏面注滿苯丙胺的藥條，要麽把藥條放到水裏煮沸，讓裏面的藥溶解到水裏去，然後把溶液喝掉。紐約營業到深夜的咖啡館顯然對這個過程非常熟悉，服務生和其他用餐的人聞到屋子裏滿是薄荷腦的味道時，會放任地對享用苯丙胺的人報以微笑。新一代的吸毒者是通過“無害的”鼻腔解充血劑認識毒品的。

六十年代的醫生開始減少安非他明處方的數量時，警方也開始取締毒品的非法來源，關閉迅速出現的大量非法的“安非他明工廠”。但是安非他明很難取締，而且當人人都知道注射安非他明比吞食它產生的刺激要強烈得多的時候，這個問題就開始迅速升級。六十年代晚期，美國的驗屍官對大量十幾歲的年輕人的屍體迷惑不解：他們顯然正處於風華正茂之年，怎麽會早早夭折？隨後的屍體解剖表明，他們的內臟器官衰老得像八十歲的人。這似乎就是靜脈注射安非他明的真正問題：它會要了你的命。

與不斷上升的死亡率相對應的是一場聲勢浩大的反對使用安非他明的宣傳戰，警告年輕人說“安非他明會要人的命”。在數不清的知名人士的支持下，這場宣傳戰非常有效地改變了公眾對安非他明的看法。讓我們正視這一點：如果弗蘭克.紮帕對你說一種藥很危險，那它可能真的是壞消息。

安非他明失寵之際，可卡因正恭候多時要來取代它的位置。當反對安非他明的立法開始發揮效力，使得“上層”的市場門戶大開，那麽可卡因的到來就是不可避免的了。麻醉劑和危險藥物局的發言人在1968年發表看法說，“可卡因走私——有極大的提高。直到1965年可卡因還不算大問題。現在它是個大問題。”待他作此番講話的時候，美國海關查獲的可卡因總量是45公斤，大大高於1965年的17公斤。到1970年的時候，這個數字又增長了百分之一百，但是還沒有人把反對安非他明之戰同可卡因數量的提高聯系起來。

與此同時發生的一系列事件即將勾勒出接下來二十年的可卡因交易的前景。這一次，這些事件還是圍繞著古巴進行。

並不是只有黑幫人物梅爾和西格爾對最近卡斯特羅政權下發生的轉變不滿。繼美國黑幫人物被逐出古巴之後，古巴難民成群結隊地逃離卡斯特羅剛剛建立的共產黨政權（六十年代到達美國的難民每周都超過1，700人）。美國中央情報局決定利用這些憤怒的古巴年輕人，於是便把他們中的許多人召集起來進行訓練——目的是要派他們替資本家們奪回古巴。當然，整個“豬灣行動”（即1961年企圖推翻古巴政府的那次失敗的行動）遭到慘敗，結果大量接受過各種各樣秘密行動技能訓練的古巴人最後倉惶回到了佛羅裏達。這些惡毒的反共產主義分子受過良好的訓練，但是身無分文。他們會制造出各種各樣的麻煩來。在倒黴的豬灣行動之後，這些出了名的2506旅的士兵們自己開始私下裏同共產主義作戰，把自己在中央情報局接受的訓練運用到各種以前沒有料想到的目的上去。一些人最後完全卷入了二十五年後的“伊朗叛軍醜聞”之中，為哥斯達黎加和洪都拉斯的一場毫無希望的革命運動運送武器和各種供給品，徒勞地試圖推翻一個合法選舉出來的社會主義政府。同其他此類秘密行動一樣，這次行動既有悖道德和法律，而且還成為一場不折不扣的災難。但是2506旅的問題不僅僅是他們沒有獲得真正的成功。問題在於他們對自己的事業太過投入。

要打敗共產黨，古巴人認為自己首先需要的就是錢。於是他們開始利用剛剛學到的秘密技能來販賣麻醉劑賺錢。古巴流亡者成立了一家公司，這是一家地下販毒集團，致力於籌集資金來打倒紅色政權，無論是什麽地方的紅色政權——不過尤其針對的是古巴的紅色政權。當然，所有這一切都打著偉大事業的旗號。只是不知怎麽地，事情並不按希望的那樣發展。隨著美國的麻醉劑市場日漸繁榮，沒過多久就賺進了成噸的錢，但是這些錢大部分都神秘地裝進了個別古巴人的腰包。此外，隨著越來越多的古巴人湧入佛羅裏達，這個秘密團體也在壯大，他們的麻醉劑銷售網絡也在隨之擴大。任何在六十年代晚期和七十年代早期比較活躍的毒販子都會告訴你有關古巴人的故事：不管毒品是從哪兒來的，銷售它們的一定是古巴人。他們經營著整個市場——由於他們在中央情報局受過良好的訓練，要制止他們變得極其困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