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傳 經（第3/4頁）

情形既然如此，那麽洋人在這種情況下能學梁發學到什麽地步呢？1835年春秋兩季，史蒂文斯同一些會講漢語的外國傳教士作了兩次長途探險，在這兩次探險中，算是實現了廣發小冊子的夢想。他暫時離開黃埔，乘一艘美國雙桅帆船駛離廣州，沿中國海岸航行，入閩江的狹窄水道和河濱泥灘，探吳淞江寬闊的海口，史蒂文斯終於望見了上海口岸檣桅如林的中國船，最遠北至山東沿岸層巒疊嶂的港灣。史蒂文斯在這兩次航行散發了許多小冊子，見識了秀麗山河，尤其是福建沿海岬角星羅，少有西洋人有緣得見，史蒂文斯大受鼓舞。當這些洋人返航歸去，淡出當地居民的生活時，史蒂文斯可回味他留下“幾百冊書，或可指引救贖之道”，在“眼前喧囂沉寂良久之後”，仍可提醒中國人“洋人的仁慈友善”18。

史蒂文斯身邊帶著幾箱中文本基督教書籍，有米憐、梁發、馬禮遜等人精心準備的書，包括耶穌生平事跡的譯本、有關“十誡”的評注、布道講稿文集、福音書注釋本、贊美詩集等，他有時乘雙桅帆船的副艇，同一幫印度和馬來水手躺在尾艙油布篷下柴米油鹽等給養物的中間；有時則在人煙稠密的鄉下徒步跋涉。史蒂文斯一夥人第一次航行就發了幾千冊，第二次航行發了兩千多冊。史蒂文斯所乘的帆船多有滿載兵丁的水師船尾隨在後，而史蒂文斯乘副艇探索內河水道時，官府巡艇也緊跟在後，有一次還朝他的船開了炮，炸傷了兩名水手。有時，騎著馬的尉官會前來驅趕村民，穿便衣的捕快混雜在人群中，而當地學塾裏的學生會大聲抗議這些不敬儒道的基督徒。有一次，當地官吏還當著史蒂文斯的面，把從他那兒沒收到的書籍全給撕碎，裝進一只爛草筐，燒了個精光。

雖然諸多不順，但這些書只要能卸下船，一上岸就被索求一空。有時候，發書過程井然有序，民眾心裏雖急切，但還是面帶微笑，相互禮讓；有時則是擠成一團，史蒂文斯只得爬到墻上躲開爭搶，或將書本和小冊子往空中一撒，任人接取。有時，在一些偏僻的村落，他在每戶人家的門檻上放上一本書。有一次還有一大群人站在傾盆大雨中聽史蒂文斯宣講，一動也不動，史蒂文斯也是淋得全身濕透。有一次，圍在他邊上的中國人以指觸嘴，表示官府禁止他們大聲同洋人說話，但他們還是領了書。廟裏的和尚、家裏的文人也會領書。有時，史蒂文斯的船還沒靠岸，就有人涉水前去要書，有如預示了洗禮一般。19

史蒂文斯經歷了這些事情，到了1836年已在想別的問題了。在中國傳播上帝的話語，應該中國化到什麽程度呢？史蒂文斯對於傳教士因時因地而制宜略知一二。他有幸與馬禮遜密切往來了兩年，他知道這位傑出的學者型傳教士剛來中國的軼事，其時馬禮遜與漢語教習一道用筷子吃飯，“還著本地服飾，留上長指甲，蓄起辮子，穿著長袍馬褂和厚底靴在公行附近走動”，甚至還“用蹩腳的漢語”做晚禱。20

馬禮遜“不久就改掉了他的中國習慣”，但郭士立（Karl Gutzlaff）卻沒這麽做。郭士立是來自波美拉尼亞（Pomerania）的傳教士，他曾在1835年與史蒂文斯一起沿岸北行。郭士立在出門時喜歡做福建水手打扮，或穿其他的漢服。有些中國人覺得郭士立同他們一樣，還以為他是生在外國的中國人。郭士立漢語說得極好，更是讓人迷惑：他只要專心學一下，就能分辨各種方言土話之間的細微差別。中國人聽到郭士立講他們的土話時，驚訝之余還會朝帽子底沿偷瞄，看看他是不是把辮子給藏了起來21。似漢非漢有利有弊。史蒂文斯在一次旅行之後寫道：“如果穿的是中國服飾，一時或可不為人所察覺，但也大大降低人身安全。”——紙終究是包不住火的，而隨之而來的便是嚴加懲處22。非法沿岸航行的消息很快傳到了皇上耳中，他頒了一道嚴厲的上諭，斥責這幫人試圖“散發洋書，意在妖言惑眾——其行為怪譎驚詫至極！”雲雲，並將這些人的行為與早先“私招番婦潛入廣州”一事相提並論23。

假若有洋人進了廣州城（無論是否易容改裝），結果會如何呢？城裏當然有些中國人會同情基督教，不過很難說出究竟有多少人。一份名曰《廣州紀錄報》的英文報在1834年春，詳細報道了郭士立接手《察世俗每月統計傳》（Chinese Monthly Magazine）的情形，米憐和梁發在大約二十年前創辦了《察世俗每月統計傳》，歷久不衰。每一期“都由洋人以中文寫成”並“在城裏印刷”，然後“從華人印坊送達發送者；由他送到訂戶手上；再由訂戶免費散發”給中國人，如此便“使這份雜志走進了廣州民眾之中”。後來私人報販接手發行，提高了流通速度。報販“印好部分內容，沿街叫賣”。時有中國人聚在一起，聽人閱讀講解其中內容。編《廣州紀錄報》的人特別著力介紹科學商業新知，中國人於是懷疑這麽一來，洋人會“控制中國人的思想”。傳教士怎麽會不去想想，借此控制中國人的靈魂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