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晚清四大公案看“翻案”

從上一世紀90年代初唐浩明的小說《曾國藩》風靡海峽兩岸開始，重寫晚清歷史和人物在史學界和文藝界蔚然成風，最近中央電視台播放《走向共和》受到熱烈歡迎，又令這一熱潮升溫。筆者在1992年出版的《晚清大變局中的思潮與人物》（增訂新版易名為《帝國落日——晚清大變局》）也因對晚清歷史人物和重大事件提出一系列嶄新的看法，至今仍受到許多讀者關注，有的讀者說：“翻了許多大案，令人震撼。”怎樣看待這一學術和文化現象？

所謂“翻案”的實質

歷史小說和影視作品完全可以虛構，把《三國演義》看成《三國史》那不過是笑話。可是，這次《走向共和》深受觀眾歡迎，卻明顯帶有重新發現歷史的意味。這與20世紀中國政治對歷史研究的幹擾息息相關。

任何學術結論都是相對的。學術研究包括歷史研究在內，本來就應如胡適所說“在不疑處有疑”，不斷推陳出新，拋棄不符合實際的結論，不存在什麽翻不翻案的問題。可是，自從上世紀20年代國民黨和國民政府利用政權力量取消了學術和思想自由，就出現了許多不正常的現象：

1.神化領袖人物，並以擁護還是反對他們作為是非標準，竄改歷史。

例如，認真研究過有關史料的人都知道，1922年的所謂陳炯明叛變，其實是陳炯明主張聯省自治，與孫中山推行武力統一的兩條政治路線之間的鬥爭。誰是誰非可以從容討論（當時包括胡適在內的許多學者和公眾輿論都認為正確的是陳炯明）。但為了神化孫中山，國民黨卻認為陳炯明是“叛變”乃至“叛國”，組織禦用文人編造出一部《陳炯明叛國史》，並且不準人們說半個不字，1922年以前陳炯明對革命的巨大貢獻也一筆抹殺，歷史就變為一筆糊塗賬了。而隨著多年來官方審定的教科書的灌輸，人們習非成是，聽到真實情況評述，反而覺得是奇談怪論。

2.由於沒有言論自由，許多知識分子被迫借古諷今，按照政治鬥爭的需要去塑造歷史。

如吳晗筆下的朱元璋，抗日戰爭時期好些人罵袁世凱、曾國藩，揭露明代的特務統治，其實都有影射蔣介石的企圖，有的就不免有過頭之處。又如，為了抗議國民黨獨裁統治對文化的摧殘，人們熱衷於寫乾隆爺統治年代的文字獄；在階級鬥爭為綱的歲月裏，對皇帝更是貶損唯恐不及；於是，18世紀中國和乾隆皇帝的全貌自然就模糊了。當《戲說乾隆》之類的影視劇推出後，新鮮感便油然而生。

3.以歷史為政治鬥爭的工具。

大清帝國是中國歷史發展的重要階段，但在孫中山口中，卻是“外國人”滅亡和占領中國的歷史。孫中山說：“中國之見滅於滿清二百六十余年而莫能恢復者，初非滿人能滅之、能有之也，因有漢奸以作虎倀，殘同胞而媚異種。始有吳三桂、洪承疇以作俑，繼有曾國藩、左宗棠以為厲。今又有所謂倡維新、談立憲之漢奸以推波助瀾……”1 為了動員人們為推翻清帝國出力，曾國藩、左宗棠、康有為、梁啟超統統被戴上漢奸帽子！

陳伯達的《中國四大家族》曾風行一時，蔣、宋、孔、陳是四大財閥幾成定論。這對動員全國人民奮起反抗國民黨的專制、腐朽的統治起過很大作用。可是，離開大陸後，陳立夫在美國靠養雞活命，太不像財閥了。

4.把歷史唯物主義簡單化，貶低統治階級的歷史人物。

從20世紀40年代開始，在“把顛倒了的歷史再顛倒過來”的思想指導下，有些史學家往往有意無意貶低地主、資產階級政治家和企業家、知識分子等的貢獻，樂於擡高勞動人民的作用。這既是對馬克思主義的錯誤理解，又是對歷史真相的掩蓋。

5.為動員民眾反對帝國主義，全盤抹殺外國人對近代中國經濟、文化、教育等方面的貢獻。

19世紀中國內地最早的現代報刊是1835年在廣州創辦的《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影響最大的報刊是《萬國公報》，都是外國傳教士創辦的。當時的新式教育和對西學的介紹，也無一不依靠外國人。時至今日，研究中國教會大學的史家們，無不肯定它們的成就。可是，直到20世紀80年代，不少論著仍把為這些事業貢獻了一生的外國人，一概視為帝國主義分子；把他們辦的文化教育事業一律稱之為文化侵略！

多數中國人離開學校後，很少重讀歷史。認真研究史料，從愚弄人們的歷史謊言或史家們因主客觀條件限制弄歪了的歷史圖景中解脫出來，實事求是，力求將真實情況介紹給讀者，這樣的翻案有利無弊。借助小說、影視，普及學術研究的新成果，十分有益。這件事遲早都要做，今天的熱潮毋寧說來得遲了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