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個被誤解了一個世紀的人胡適120周年誕辰答《深圳特區報》記者問

記者：今年是胡適誕辰120周年。無論在生前還是生後，胡適似乎總是生活在各種爭議的旋渦中。近一個世紀以來，總是遭遇各種誤解。為何會如此？

袁偉時：這絕不僅僅是針對胡適個人的爭議，而是現代文化在20世紀的中國傳播過程中避不開、躲不掉的爭議。胡適是現代文化在中國傳播的重要使者，所以這些爭議集中在他身上也不奇怪。實際上，這種新文化的傳播並非自胡適而始，而是從鴉片戰爭前後就開始了。只是在辛亥革命後，結合當時中國的實際情況，在胡適為代表的一批知識分子的推動下，這種傳播進入了一個新高潮。

毫無疑問，胡適是中國現代思想和文化進程中裏程碑式的人物。圍繞他的爭議，表面上是個人問題，本質上卻是中國要不要接受作為人類文明演進成果的現代文化的問題。胡適所倡導的那種文化，是人類東西方文化的結晶。其內容是在中國這樣一個向現代轉型的國家中，如何保障個人自由，公民怎樣培植獨立人格，國家、社會如何實現民主、法治的問題。在20世紀的中國，這樣的理想要化為現實要克服很多困難，所以引起爭論幾乎是必然的。

記者：胡適一方面因其卓越的思想和行動深得許多人的尊重，另一方面又似乎在文化對立的兩個陣營中都不受待見。這是為什麽？

袁偉時：如今常說的新文化運動，1915年《新青年》雜志創刊時，提倡的是“人權與科學”，1919年開始改為“民主與科學”，實質是一樣的。胡適是新文化運動的重要代表。當時許多人不理解現代文化，對否定“三綱”的新文化非常反感，他們是當時文化界的右翼；而以陳獨秀為代表的另一部分新文化運動領袖不久向左轉向馬克思主義。在這兩部分人中，胡適都不受歡迎，處於被“左右夾擊”之勢。這是歷史發展中的正常現象。胡適面臨的問題，不能從他個人的角度來看，而要放在整個思想文化發展的趨勢和國家社會發展的大背景上來看。

記者：你是從改革開放以後才開始全面關注和研究胡適的，為什麽？

袁偉時：魯迅和胡適是我治學的導師和告別蒙昧的指路人。我對魯迅的關注和研究很早，但對胡適，我是從“文化大革命”結束以後才開始讀的。當時，中山大學圖書館的藏書弄得很亂，一套《胡適文存》分散在不同的地方。一位盡職盡責的圖書館館員何永鐘費了很大勁才幫我把《胡適文存》找齊，記得當時找齊的還有梁啟超的《飲冰室合集》。讀了胡適的全部著作後，我感覺這個人很了不起。他所倡導的思想、文化和社會建設理念符合人類文明發展的潮流，可以說深得我心。

記者：胡適的治學方法對你個人有什麽影響？

袁偉時：他的治學理念和方法成為我很重要的師承。不但我個人自覺接受，而且我會通過各種方式向我的學生傳授這種治學方法。胡適的治學觀中，最重要的一點就是懷疑精神。他曾經說：“我要教人疑而後信，考而後信，有充分證據而後信。”（《胡適文集》第五冊第518頁）。懷疑是所有學術研究的起點，也是治學的不二法門。學問始於懷疑，這是古今中外有成就的學者的共識，也是真正的學者與禦用文人的分水嶺。這種大膽懷疑、小心求證、嚴格論證的方法，是現代學術應有的理性。

記者：當代學術研究和大眾文化中，對胡適的關注領域可謂林林總總。你覺得對於胡適我們最應該關注他哪一點？或者說最不應該忽略哪一點？

袁偉時：胡適最值得關注的，就是他如何將當代世界代表人類發展潮流的現代文化堅定地引入中國，堅持將其傳播開來。在守護思想和正義上，他毫不含糊。比如，胡適雖然和蔣介石合作，但他反對國民黨專制，1929年到1930年代初的人權論爭裏，胡適說，上帝都可以批評，為什麽孫中山不能批評？這就是維護社會正義，維護思想自由。他批判一切導致專制的源泉，對專制統治毫不留情。這些立場，都值得現在的人們思考和景仰。

記者：1987年，你曾經就對胡適的評價問題和美國威斯康辛大學歷史系林毓生教授展開論戰，並發表了《胡適與所謂“中國意識的危機”》等文章，影響廣泛。如今已時隔20多年，當你回首往事，如何看待那場爭論？

袁偉時：我跟林毓生教授在私人關系上是很好的朋友。但我確實不認同他對胡適的評價。他居然說新文化運動是“文化大革命”的根源；胡適是“全盤性反傳統主義”等等。他的觀點至今都得到國內一批人支持。我認為他對現代文化與傳統之間關系的理解有偏差，對胡適的批評不符合實際。所以我一連發表了3篇文章來反駁他。這樣的爭論會讓問題越辯越明，很有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