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學術領袖·教育家·反腐“大炮”

對中國大陸的知識階層說來，傅斯年（1896—1950）恐怕仍是既熟悉又生疏的名字。近代中國有幾件大事是廣為人知的，但這些大事與傅斯年的關系，知道的人卻不一定很多。

研究20世紀上半葉的中國學術史、史學史、教育史、學生運動史和政治史，他是一個無法繞開的人物。

卷起史學、語言學大潮的學者

中國現代人文學科和社會科學是在新文化運動推動下逐步成長起來的。歷史研究和語言學都在成績最為卓著的學科之列，裏面就包含著傅斯年艱辛耕耘的成果。

在新文化運動中，以傅斯年為主任編輯的《新潮》，是僅次於《新青年》的重要刊物。後來，胡適在《中國文藝復興運動》一文中斷言：“《新潮》雜志，在內容和見解方面，都比他們的先生們辦的《新青年》還成熟得多，內容也豐富得多，見解也成熟得多。”這裏也許體現著胡適對《新青年》主將陳獨秀思想容易波動、有時沒有深思熟慮、缺乏前後一貫性的不滿，但確實反映了《新潮》在新文化運動中極其重要的作用。從新潮社成立到《新潮》出版，首先是第一批21位新潮社員集體努力的結果，而作為主任編輯的傅斯年為這份刊物的發展殫智竭力，其作用自然不可低估。此外，傅斯年本人從1918年1月發表《文學革新申義》支持文學革命至1919年底，他先後在《新青年》《北京大學日刊》和《新潮》上發表了文章和新詩等共64篇，鼓吹自由思想，批判中世紀思想文化，向往社會主義，支持文學革命，評論社會問題，十分引人注目。研究新文化運動自然不能不讀讀傅斯年的有關著作。

說到學生運動，5月4日當天上午13間學校籌備遊行示威的會議是傅斯年主持的。下午2點半左右開始的遊行，總指揮是傅斯年。他扛著大旗走在隊伍前列，後來也是他率領隊伍沖到趙家樓。

出人意表的是，遊行過後他卻立即退出學運，忙著到英國留學的準備工作。救國需要知識。1919年底，傅斯年就赴英國留學了，1923年又轉赴德國柏林大學學習，到1926年秋回國時，他已經成為一個在史學和語言學領域造詣頗深的學者。

1927年春，他被聘為廣州中山大學文科主任（文學院院長）兼國文、歷史兩系系主任。一年後，又負責創辦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此後，他擔任這個研究所的所長22年，直至離開這個世界。翻開《傅斯年全集》第六卷，一篇篇歷史語言研究所的工作報告和其他相關文獻，記下的就是中國史學研究進展的非常重要的部分。

他對中國現代史學發展重要貢獻之一是領導歷史語言研究所的同仁建立了影響深遠的優良學風——把收集史料作為歷史研究的最重要的基礎。用他的話來說是：“凡一種學問能擴張他所研究的材料便進步，不能的便退步。”“一分材料出一分貨，十分材料出十分貨，沒有材料便不出貨。”86 他甚至直截了當說：“史學便是史料學。”

與此同時，他堅決反對以倫理道德或政治等理由歪曲歷史。他說：“對青年是不應該欺騙的，治史學是絕不當說謊的。”87 “把些傳統的或自造的‘仁義禮智’和其他主觀，同歷史學和語言學混在一氣的人，絕對不是我們的同志！”88 他是在1928年5月寫下這段話的。國民黨正在扼殺學術自由，捏造和歪曲歷史為自己的專制統治服務；以固定的模式硬套中國歷史的歪風也開始蔓延。他的警告是非常及時的，盡管一介書生無法阻擋這些禍國殃民的洪水泛濫。

沒有考古學就沒有真正的古代史研究，而中國過去只有金石學而沒有考古學，古代中國研究，靠的是傳說和《尚書》等文獻，局限性很大。從1928—1937年，傅斯年領導歷史語言研究所排除阻力，對以安陽為中心的殷墟作了15次大規模的考古發掘，找到大批甲骨文和殷商文物，才為殷商史和甲骨文研究奠定了堅實的基礎。而城子崖等處的發掘也對古代中國和中國文化的研究具有裏程碑意義。

明清档案在清末曾被視為無用之物，打算付之一炬。當時任學部參事的羅振玉懂得這是十分珍貴的歷史資料，建議學部接收下來負責保存。辛亥革命後由教育部接收，後來撥歸歷史博物館。1922年，歷史博物館竟以經費短缺為由賣給一家紙店。該店除了挑選一些零星出賣外，大部分打包運至造紙廠準備作為重新造紙的原料。羅振玉聞訊急以三倍價錢贖回，整理出版10冊後，無力長期保存而賣給了商人。此後，日本人一再覬覦，滿鐵公司已經訂好買約，買下後運回日本。馬衡等著名學者聽到消息後通過新聞媒體激烈抗議，掀起軒然大波，制止了這樁交易。傅斯年與胡適、陳寅恪商量後致函蔡元培：“此事如任其失落，實文化學術上之大損失，明史、清史恐因而擱筆，且亦國家甚不榮譽之事也。擬請先生設法，以大學院（教育部）名義買下，送贈中央研究院……以成此大善事。”89 蔡元培接納了他的建議，避免了一大劫難。直至今天，中國史學研究仍深受其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