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辛亥革命的若幹問題

首先要謝謝大家周末的晚上來聽這個很偏的題目。我想，辛亥革命的過程等一般人知道的就不用講了；要講的大致上是我認為有爭議的問題，或者我認為需要特別突出介紹一下的情況。

我一直做中國19、20世紀的歷史的研究，20世紀主要做1949年以前那上半葉。做這個研究特別是最近十來年，我一直在思考一個問題：為什麽中國民主、法治、自由、憲政、現代化的路走得那麽坎坷，那麽彎彎曲曲，到現在還是一個奮鬥目標？我想，這也是許多中國人希望得到比較確切答案的問題。辛亥革命研究應該與這個大背景聯系起來。

辛亥革命令中國一夜之間成為亞洲第一個共和國，名義上非常先進。日本是現代化強國吧，但是它還是一個帝國，是一個君主立憲的國家；跟一般的立憲國不同，天皇還有很大的權力。1911年中國一下子成了共和國，在中國歷史發展上占有什麽地位？首先介紹一個人的評價。你們知道不知道章士釗？一般念過中學的人可能都知道。魯迅就諷刺他是“老虎總長”。他做過北洋政府的教育總長、司法總長，也做過國會議員等。但是他反對袁世凱的倒行逆施，“二次革命”聲討袁世凱的宣言、通電就是章士釗起草的。袁世凱在辛亥革命後曾拼命拉攏他。這就要講到袁世凱是怎樣飛黃騰達的。袁世凱講武，不是行伍出身；講文，沒有什麽科舉功名，不是所謂“正途出身”。在當時，這些是很不利的條件。但是他投靠了清帝國駐朝鮮的慶軍統領吳長慶，在他手下做幕僚，後來參與鎮壓朝鮮內部的動亂和練兵等活動，得到吳長慶的賞識和提拔。也就是說，吳長慶是袁世凱在軍界和政壇得以邁開第一步的恩公。吳長慶的孫女吳弱男嫁給了章士釗。袁世凱對這位恩公的親戚自然特別關照。辛亥革命後，他曾任命章士釗做北京大學校長，報紙都公布了，但是章士釗堅決不幹。後來“二次革命”的時候，章士釗明知道這是要失敗的（等一下我再說明原因），還是跟著黃興到南京堅決起兵，反對袁世凱。幾年後，袁世凱稱帝，他又參加護國運動。梁啟超他們在肇慶成立軍務院，他是軍務院的秘書長，又是兩廣（廣東、廣西）都司令部（所謂“都”就是總的意思）都司令的參謀長。他在1961年的時候寫道：“今之論士，語涉辛亥革命，往往過於誇張，估計成功二字，溢量太不知何許。”136 意思是說有些人誇大辛亥革命的勝利，牛皮吹得太厲害了。

平心靜氣而論，辛亥革命在整個20世紀中國歷史上作用不大。說得簡單一點，它只是換了個招牌。一個主要作用是將皇帝推翻掉了，從思想史的角度來看，對摧毀中國早已僵化的意識形態有作用。原來有三綱，沒有皇帝了，君為臣綱還站得住嗎？站不住了。這一個綱站不住的話，整個三綱的基礎就動搖了。在思想上對促進中國人的觀念現代化有作用。除掉這個以外，我沒有想到其他更重大的意義。

但是，思想變革也不能講辛亥革命就是最重要的。中國思想觀念的現代化變革，從什麽時候開始，誰點起這把火呢？1833年，鴉片戰爭前七年吧，一個德國傳教士就在廣州辦起了中國第一份中文雜志：《東西洋考每月統紀傳》。傳教士當然要講點宗教，但這份雜志的基本內容是介紹現代政治、經濟、歷史、地理等基本常識。它介紹英國，說英國有一個公會（國會），整個國家的基礎是“人有自主之權”。它說的自主的意思是自由，用我們現在的話來講，就是“人有自由權利”。它還講到從國王到一般老百姓都遵守“律例”，即遵守法律，遵守法治。沒有這些，國家就會怎樣呢？“百工廢”，百業都會蕭條；有了這些，就會慢慢興旺發達起來。137 介紹英美等國，都著重從基本的政治、經濟制度著眼。可以說，現代思想的傳播和傳統思想的變革，那個時候就開始了。然後經過一代又一代外來的有識之士（主要是西方傳教士）和本國的思想家、留學生、駐外使節，包括魏源、郭嵩燾、王韜、嚴復等等，辦報刊、出書、寫文章，艱辛地不斷耕耘，慢慢就開始變化了。特別是1895年中國給日本打敗以後，掀起了第一次啟蒙運動，那是以康、梁為代表的戊戌前後的啟蒙。其實當時還有一個更重要的人物是嚴復。嚴復在1895年提出：“國貴自主，人貴自由。”揭示國家的獨立自主，公民在方方面面的自由，既是最重要的奮鬥目標，又是決定一個國家盛衰的關鍵。他說為什麽西方那麽富強，而中國學西方卻還是那麽貧弱，差別就在“自由不自由”這五個大字！可謂一針見血，入木三分！138 仔細考量一下，以後的所有政治口號，恐怕都沒有這八字箴言說得那麽深刻、到位。“反封建”就是爭自由，打破各種枷鎖，爭取經濟、政治、學術、言論和居住等方面的自由。離開公民的自由這個根本去談“反封建”，必然離題萬丈。對這個基本內涵的偏離，讓中國人吃盡了苦頭。國家的問題則在獨立，擺脫殖民地、附屬國之類的不平等地位。有一個說法是要“講國家的自由，不能講個人的自由”。始作俑者是孫中山。這是誤盡天下蒼生的錯誤口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