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戰爭：中日雙輸的歷史教訓答《經濟觀察家》報記者李翔

記者：今年是甲午戰爭110周年，您是研究近代中國的學者，回顧這場戰爭，您認為有什麽教訓應該記取？

為什麽中日自強、維新結果迥異

袁偉時：從1874至1945年的71年間，中日有過三次半戰爭：第一次是1874年，日本入侵台灣，借口是1871年一些琉球人在台灣遇害。那時的台灣沒有設防，中國沒有反抗，算是半次戰爭吧。第二次就是1894（甲午）年的戰爭。第三次是1900年八國聯軍入侵，日本參與了。第四次是以1931年的“九一八”為序幕，延綿至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的八年抗戰。

甲午戰爭之前，相對來講，兩國之間算是比較平等的。但是甲午以後這種局面就改變了。兩國之間的關系發生那麽大的轉折，這跟兩國的歷史有很大的關系。其中有一些經驗教訓很值得我們汲取，不能夠輕易忘掉。

明治維新是1868年開始，中國的自強（洋務運動）則是1864年太平天國失敗之後逐漸開展的；同時起步，結果迥異。是上帝偏愛日本人嗎？不！

第一，日本有封建制度，而我們沒有。在封建制度下，權力分散，並受到有力的制約。不但天皇和幕府之間有矛盾，地方各藩和幕府之間有矛盾，而且哪一方的舉措不對，其他方面有力量制約和糾正；不是一權獨大，可以為所欲為。推翻幕府就是長州藩、薩摩藩領導下，與天皇結盟取得的。

第二，我們有科舉制度，他們沒有。科舉制給中國的知識階層構建了一條比較公平的上升管道；但畫地為牢，限制青少年的認知範圍，並將知識意識形態化，讓他們戴上難以沖破的緊箍咒。這是為害千年的排斥外來思想、文化的自我封閉堡壘的基石，也是19、20世紀中國社會轉型的主要障礙之一。日本沒有這個沉重的包袱，他們接受外來思想、文化比我們要容易得多。明治維新開始時天皇發表的《五條誓約》就宣告：“欲行我國前所未有之變革”，“求知識於世界”。不久，就學習西方，在全國範圍內建構了新式的國民教育體系，現代科學技術得以源源不斷流入，其他方面的改革也逐步展開。而中國的科舉直到1905年才廢除，多少中國青少年的黃金歲月都虛耗在四書五經上了！

近年流行一個說法：科舉的廢除把維護中國社會穩定的一個良好制度搞掉了，內容變一變，考現代學術、文化不就行了嗎？其實，廢除科舉後，清政府也實行過本國學堂畢業生和留學歸國人員類似科舉考試的制度，主要考新學，按成績“賞給”進士、舉人等頭銜。可是，沒有幾年就受不了啦。道理很簡單，科舉是選拔官員的制度，即類似後來的公務員考試。當教育逐漸普及，就業渠道多樣化之後，既容納不下那麽多“候補官員”，也沒有必要保留這樣的獨木橋。1905年宣布的過渡的辦法也頗為穩妥，那些秀才、舉人們年輕的重新學習，年長的盡可能安排到學堂教書等適當的工作。這個改革應該說是非常成功的。有些人說廢除科舉，導致士紳階層不穩定，從而動搖了社會穩定的基礎；這是書齋中想象出來的假問題。現代化的重要內容是商業化，士紳階層的構成必然隨著經濟發展進程和商業化水平提高而變動，社會可以隨著中產階層的形成，在新的基礎上穩定下來。如果這個進程不順利，那是另有原因，與廢除不廢除科舉無關。

中國在甲午戰爭中的失敗不是偶然的，是整個中國傳統社會制度和傳統文化釀造出來的苦果。簡單歸咎於某一個人，沒有太大意義。慈禧太後修頤和園，或李鴻章領導的淮軍、北洋海軍的腐敗當然是重要原因，但只看到這一層還是表象，更本原因是制度。

記：以科舉為基礎的制度？

袁：是整個宗法專制制度。慈禧太後修頤和園，用了將近3000萬，其中挪用不少海軍經費。光緒皇帝大婚用掉500萬。北洋海軍哪裏還有足夠的經費？1888年海軍衙門和北洋艦隊正式成立後就不買軍艦了。而日本海軍在1888年之後接連造了一批先進的軍艦，他們的速度比中國的更快、火力更強。這只能用制度上的因素來解釋了。

記：有沒有同治中興呢？和明治維新相差是不是很遠？

袁：同治年間是1862—1874年。1864年鎮壓了太平天國；1868年剿平撚軍；1873年回民起義失敗；同一期間，雲南等地的叛亂也平定了。與此同時，一些學西方的措施也在進行。與鹹豐皇帝（1851—1861）統治時烽火連天的狀況相比，稱之為“中興”，也許有些道理。但是，這個年代沒有為中國社會向現代社會轉型奠定可靠的基礎。這個“中興”實在不足為訓。

專制體制下面要進行比較大的改革，要有雄才大略的君主或一個比較強的領導群體才行。但是從鴉片戰爭前後至大清帝國覆沒，都沒有出現這樣的歷史人物或領導群體。在絕對專制體制下，執掌絕對權力的最高領導人的狀況，對政府的運作影響很大。從18世紀末甚至更早開始，中國傳統文化培育出來的統治者，其知識構成已經不足應付社會轉型的迫切需要。慈禧本人很狹隘，即使是中國傳統文化，也沒有將其中的優秀成分學到手，更談不上吸取外來的先進文化。她一再打擊當時比較有遠見的恭親王等人。恭親王三次被撤職，將他的棱角全部磨掉了；甲午戰皺後復出，到戊戌變法的時候，暮氣沉沉，銳氣全消，令人痛心。在社會轉型的關鍵時刻，這樣的人掌握最高權力足足48年，怎麽有可能形成一個領導改革的堅強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