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亞國家的誕生（第4/9頁）

自1990年就職總統以來，納紮爾巴耶夫就陷入進退兩難中：一方面，提高哈薩克族的自我意識和民族意識；另一方面，分裂主義在斯拉夫族的民眾中日益擡頭，他們主要生活在哈薩克斯坦北部。盡管他竭力爭取共和國的立法主權和經濟自主權，但是並沒有公開支持哈薩克或是斯拉夫的民族主義。他努力平衡兩者的關系，成功地鞏固了阿拉木圖方面的權力，在莫斯科他也成了一位頗具影響力的權力“經紀人”。納紮爾巴耶夫贏得了戈爾巴喬夫、克拉夫丘克和舒什克維奇的尊重，他的講話在中亞共和國中也是很有分量的。隨著新聯盟協議談判的失敗和獨聯體的成立，納紮爾巴耶夫想要牢牢掌控局面的能力再次受到了考驗。

納紮爾巴耶夫既不能違背大多數斯拉夫人的意願，單方面宣布哈薩克斯坦獨立，也不能接受《別洛韋日協議》中規定的獨聯體：因為這樣一來，意味著650萬哈薩克族人要和2000萬以上的斯拉夫族人分享一個權力實體。大家可以輕易地預見到，這種安排對於想在獨聯體中發揮自身作用的哈薩克族精英分子而言，將會帶來怎樣的結果，更別提維護哈薩克族的民族與文化的認同感。“斯拉夫聯盟”的精神之父——亞歷山大·索爾仁尼琴提出的關於哈薩克斯坦未來的方案更加讓人難以接受，索爾仁尼琴主張哈薩克斯坦的北部地區“重新回歸”俄羅斯。許多人認為“斯拉夫聯盟”在別洛韋日的協議中已經存在。納紮爾巴耶夫後來肯定，即使他在12月8日參加了別洛韋日會議，他也不會就這樣簽協議的。[12]

納紮爾巴耶夫不打算單獨和幾位斯拉夫總統簽協議，但如果其他中亞領導人也願意加入進來的話，他還是很樂意這麽做的。12月12日，他飛往了自己的穆斯林鄰國土庫曼斯坦的首都阿什哈巴德，參加5位中亞共和國領導人共同參加的會議。土庫曼斯坦總統薩帕爾穆拉特·尼亞佐夫主持會議，此次會議的日程是中亞國家該如何回應斯拉夫獨聯體的成立。尼亞佐夫提議成立中亞同盟，以此制衡《別洛韋日協議》中創建的“斯拉夫聯盟”。納紮爾巴耶夫反對此倡議，他希望中亞國家加入由3位斯拉夫國家領導人創立的獨聯體。

納紮爾巴耶夫回憶說：“我們聚在尼亞佐夫在阿什哈巴德的住處，就當時的局勢，一直討論至淩晨3點。我們應該拒不接受蘇聯解體，仍然承認戈爾巴喬夫是國家總統嗎？但是沒有了俄羅斯，這個聯盟會變成什麽樣子？還是說，我們應該接受尼亞佐夫的建議，創建一個中亞國家聯盟，但是那樣一來，我們擁有一個經濟體、一支軍隊、一種和俄羅斯相同的貨幣——盧布，在哈薩克斯坦還有1150枚核彈頭……我們怎麽參與到對抗俄羅斯的行動中呢？”創建中亞同盟的想法或許對尼亞佐夫自己的國家有好處，土庫曼斯坦富有天然氣資源，人口卻僅有350萬，而且土庫曼人在民族構成中占絕對多數。可是，完全從俄羅斯或是其他斯拉夫共和國分裂出去，可能會進一步加深哈薩克斯坦斯拉夫族人和哈薩克族人之間已經存在的民族鴻溝，極有可能意味著哈薩克斯坦現有版圖的終結，索爾仁尼琴描述的某些情景隨後也將變成了現實。[13]

當時53歲的烏茲別克斯坦總統伊斯蘭·卡裏莫夫所采取的立場，將決定這場討論至深夜的辯論的結果。烏茲別克斯坦擁有近2000萬人，是中亞各國中人口最多的國家，也是蘇聯人口第三多的加盟共和國，僅次於俄羅斯和烏克蘭。其中，烏孜別克族人有1400多萬，和非烏孜別克族人比起來，穩穩地占據大多數：該國最大的少數民族——俄羅斯族，人口160多萬，位居第二位。盡管烏茲別克斯坦並沒有受到來自國內的俄羅斯族人和斯拉夫族人的威脅，但是，烏茲別克斯坦的精英分子在蘇聯統治的最後幾年中，一度和莫斯科方面關系緊張。與對待哈薩克斯坦不同，莫斯科方面從未派過俄羅斯族人去管理非斯拉夫族的烏茲別克斯坦，但卻不遺余力地、用無情的反腐運動去離間烏茲別克斯坦的精英，因為種種原因，反腐運動主要在烏茲別克斯坦進行。[14]

對於“棉花案”，也就是後來很快演變成眾所周知的“烏茲別克斯坦貪腐大案”（指的是烏茲別克斯坦歷史上著名的“棉花案”，對烏茲別克大貪汙案，調查小組從1983年開始進行明察暗訪，前後歷時6年，貪汙受賄人員之多、程度之深，令人震驚。）的調查始於安德羅波夫時期，在戈爾巴喬夫的任上被重新審理。莫斯科調查組在烏茲別克斯坦揭露的事實令人瞠目結舌。烏茲別克斯坦共產黨第一書記被指控接受14人的賄賂，金額總計120萬盧布。檢方起訴的部分行賄受賄案在蘇聯最高蘇維埃開會期間移交至大克裏姆林宮的喬治廳。從1961年到1983年間，領導烏茲別克斯坦的烏共中央第一書記、莫斯科政治局無表決權的委員夏拉夫·拉希多夫一手打造了受賄數百萬美元的腐敗體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