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險之舞

我們在之前的章節提到中世紀的嘉年華如何以“變裝儀式”來嘲弄當權者，例如扮演蠢蛋王、惡搞彌撒儀式或裝扮成教士和修女跳舞。歷史學家認為，這樣粗魯的嘲諷，點出了嘉年華在政治上的雙重性，它究竟是在挑戰現況［14］，還是只是抒發不滿的安全閥呢？像文學理論家特裏·伊格爾頓（Terry Eagleton）說的：“它是一種規模有限、受歡迎的發泄方式，但如同革命性的藝術作品一樣，僅能引起風潮，卻發揮不了太大的效應。”[15]支持“安全閥”觀點的人，常引用巴黎神學院（Paris School of Theology）1444年的公告，主張慶典活動是必要的：

每年都要裝瘋賣傻一下，盡情地發泄，那是我們的第二個本性，深植於內心中。酒桶如果不偶爾打開讓空氣流通也會爆開。我們所有人就像胡亂擺在一起的酒桶，如果內心一直處於虔誠與畏懼上帝的發酵狀態，那麽桶內的美酒終有一天會爆開。我們必須讓它透透氣，才不會壞了它。[16]

許多歐洲人都認為，從古至今，嘉年華或節慶活動都是發揮類似的功能。1738年一本英文雜志中，有人提到，在任何歡樂時光或夜晚，讓人們在草原上跳舞，不應只是偶爾的法外開恩，而應該要多多鼓勵：“給擅長吉格舞（Jig）和角笛舞（Hornpipe）的女仆一點獎勵，她們就會帶著愉悅和感恩的心情乖乖回到主人身邊，繼續每日勞動。”[17]

就功能上來說，嘉年華究竟是挑戰當局的集會，抑或是社會控制的手段，恐怕沒有普遍的答案。人們裝扮成蠢蛋王和教士時，是當成無傷大雅的惡作劇，還是想威脅權威，我們無從得知，但以現代的角度來看，嘉年華確實逐漸與政治扯上邊。中世紀之後，從十六世紀起（也就是近代史的初期），群眾從事武裝叛亂時會戴上面具，並以喧鬧的傳統慶典為掩護。同時，也許是史上第一次，人民看到了階級反轉的希望，不只是短短數小時，而是長久的改變。例如1548年法國的抗稅運動，起義農民兵的組織方式，是參照教區與聖人日遊行的順序。[18]1579年聖布雷瑟日（St.Blaise's Day）當天，羅馬與法國低下階層所選出來的嘉年華之王，實際上就是他們的政治領袖。當時有保守人士語帶警告：“他們不是為了節日而選出領袖……真正的原因，他們說是要解救人民。”[19]與此相關的，還有十六世紀早期英格蘭的傳奇人物，劫富濟貧的俠盜羅賓漢，類似的人物開始在每年夏季的慶典活動中扮演蠢蛋王的角色。[20]

十六世紀社會變動劇烈，傳統慶典的危險性因而升高。歐洲人口攀升，鄉下居民被迫離開家園，擠進步調快速又混亂的城市。對運氣好的人來說，這是文藝復興時代，藝術家、學者、工匠和探險家（大部分都是男性）能不受封建傳統的束縛，因而偶爾開創一番天地。但每個伊拉斯謨或達·芬奇的背後，都有上千個身世飄零的農夫。十六世紀的人的確獲得了更多自由，但在一個物價上揚、工資下跌的世界，卻只能落得窮苦無依。這些無處安身立命的人三五成群，在鄉下四處遊蕩、乞討或偷竊。到了城市，他們就形成新的底層階級，變成妓女、工人或罪犯。想象一下1600年的倫敦，整個城市各行各業加起來二十五萬名絕望的人，參與一場連續七天的嘉年華，扒手和有錢人同時在街上狂歡，這樣能不發生暴動嗎？

從十六世紀開始，狂歡之士對當權者的嘲諷，在形式上越來越沒殺傷力，卻逐漸威脅到社會精英的身家財產。1511年四旬節前夕，意大利烏迪內（Udine）的嘉年華變成一場暴動，最後有超過二十個宮殿被洗劫，五十五個貴族和仆人被殺。[21]兩年後六月慶典期間，在瑞士首都伯爾尼，上百個農夫趁著遊行活動到處搶劫。[22]1529年的懺悔星期二（Shrove Tuesday），一群武裝男性在瑞士巴塞爾橫行作亂。[23]當時人們記載最為詳盡的，是1580年羅馬的嘉年華暴動，叛亂人士為了表達訴求，帶著刀、掃帚、割麥的鐮刀在街上跳舞。當地一位貴族是暴民的目標，他記載著：“他們在城市的各個街道上跳舞……這些動作沒別的用意，只是要昭告天下，他們想殺了所有人。”[24]

這些嘉年華迅速加溫轉變成暴動——是酒精催化，還是氣氛太嗨，我們無從得知，但有些絕對是事先計劃的，如羅馬的叛亂。好事者懂得如何利用嘉年華活動的特色：現場總是亂糟糟，面具又能遮掩犯人的臉，大量的啤酒和葡萄酒也足以讓治安人員神志不清。如果短期內沒有現成的節日，人們就從嘉年華中尋找靈感以掩護叛亂活動，比如戴面具、全身變裝，伴隨著銅鈴、風笛和擊鼓的音樂。怪不得在法國鄉村，負責籌辦慶典的協會和青年修道會被懷疑是地下組織。其實，1548年抗稅的農民兵，就是組織聖人日遊行的那群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