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流階級的撤退

早在法國大革命之前，社會精英已經有所警覺，貴族與新興的都市中產階級隨即不再參加公開的慶典，改為參加同儕間的活動。十六世紀前，他們還是和農夫、工人一樣，渴望參加慶典。各種階級的參與無疑增添了慶典的戲劇性和熱度。以十五世紀西班牙卡斯蒂利亞的慶典為例，當地的貴族、騎士們會扮成摩爾人，和低下階級的人一起玩樂。“在喇叭、鼓以及其他樂器的聲響下，每個人都像傻瓜、老粗一樣不按常理出牌，緩和了騎士的鋒芒，削弱了硬邦邦的軍人本色。”[48]上流社會的人不一定總是舉止得宜，尤其是一戴上面具，就可以不用在乎自己的身份了。英國中世紀學者梅格·特懷克羅斯（Meg Twycross）說：“只要提到嘉年華，就不能不提到意大利費拉拉（Ferrara）的公爵、羅馬的紅衣主教、法國的騎士和他的部下，他們瘋狂的樣子就如同那些暫時解放的低下階級。”[49]

事實上，有時候嘉年華裏的階級沖突還是由精英階級的參加者引起的，比如騎著馬沖進熱鬧的人群中、騷擾當地婦女等等。盡管如此，大家還是歡迎精英階級參加慶典，以十四世紀的荷蘭為例：

如果鄉民們成功邀請到統治者參加慶典，在別的城鎮鄉民眼裏，他們的地位就提升了。公爵現身也展現了自己的權力和權威。他參加宴席、與眾人跳舞，親切地聆聽詩歌與觀賞戲劇。他也懂得欣賞搞笑和滑稽的表演，以展現他的寬宏大量。[50]

即便如此，上流社會還是希望保留一些專屬的慶祝活動。以十五世紀後期卡斯蒂利亞為例，雖然人們舉辦嘉年華的目的是要結合各種階級，但統治者會帶著家人、隨從往返各個重要的宴會場合，一方面享受低俗的公開慶典，最後再移師到私人招待所，參加“較高雅的娛樂活動”。[51]一個世紀後，階級開始分裂。拉迪裏（Ladurie）提到，法國人民越來越頻繁地趁著慶典發起抗爭，有時候主辦的社群必須把慶典一分為二，“甚至立了兩根五月花柱，一個給窮人，一個給有錢人”，以預防沖突發生。[52]1570年，羅馬地區的有錢人自己籌劃嘉年華時，選擇一些他們認為較高尚的動物作為象征（例如鵜鶘），好區別農夫和工人喜歡的動物（如野兔）。即便如此，雙方仍無法相安無事，階級沖突依舊常見，情況最嚴重時，還有貴族大舉屠殺不聽話的農夫和工匠。

自十六世紀起，慶典活動反而加深了階級間的嫌隙。［世界各地許多慶典都可見到階級的分化。二十世紀後期，裏約熱內盧的嘉年華期間，上層社會人士傾向離開城市到寧靜的鄉村。十九世紀在非洲斯瓦西裏海岸（Swahili），主要的節日都是“身份低下的人”在慶祝的。此外，阿拉伯權貴通常都會避開節慶活動，除非自己是贊助者。詳見，J.Glassman,Feasts and Riot:Revelry,Rebellion and Popular con-sciousness on the Swahili Coast,1856-1988,p.70］過去尼斯人不論貧富都會在重要的節日都一起慶祝，照慣例，活動進行到深夜時，每個人都要脫下面具。但到了十八世紀革命前夕，活動一到這個階段，中上階級就會急忙離開，以免身份曝光。[53]十九世紀在德國，分裂的情況更加嚴重，“精英分子越來越只願意在住所或私人俱樂部慶祝”。[54]十八世紀英格蘭的小說家亨利·菲爾丁（Henry Fielding）觀察到，兩個全然不同的文化產生了：

主流人士把一些場所據為己用，像是法院、議會、劇院、舞廳等。非主流人士……便只能在外遊行、跳舞、遊戲、玩樂……表面上大家都是稱兄道弟的基督徒，但其實彼此都不把對方當成同類。[55]

在近代初期，精英的私人派對還像窮人的慶典一樣無拘無束。歷史學家愛德華·繆爾（Edward Muir）提到，在富裕中產階級的結婚典禮中，常見到“小醜、樂師、特技表演，甚至妓女……有人朗誦猥褻的詩，有人狂野地跳舞。男人拉著年輕女人團團轉，連裙子都快掀開來了（當時內褲還沒發明）”。[56]十八世紀後期情況就變了。法國蒙彼利埃（Montpellier）某位不知名的中產階級在日記中寫道，不論在室內或戶外舉辦，傳統慶典都是低下的人才會參加的：

那種娛樂在這個城市完全不受歡迎，只淪為賺錢的場合。再也沒有公開的慶典、射箭比賽或一般的歡樂活動。就算有人舉辦，也只有一般人會去，“比較高尚的人”不會參加。[57]

歷史學家羅伯特·達恩頓（Robert Darnton）認為，窮人和工人階級“玩得開心極了”，精英分子就只能“莊嚴地遊行”：

結婚典禮地獄般胡鬧的場景已不復存在，除了“第三級的人”（工人階級）的婚禮。上流社會的婚禮，只邀請直系親屬參加，不再找來左鄰右舍。不會有人醉酒，不會有人跳上桌胡鬧，也不會有人粗魯地鬧場。也不再有瞎鬧的音樂和歌舞，免得場面搞得淫穢不堪。[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