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清教主義與軍事改革

宗教改革運動兩百年後，令人驚訝的是，類似的運動發生在完全不同的時空背景當中。伊斯蘭學者穆罕默德·伊本·阿布多·瓦哈比（Muhammad ibn Abd al-Wahhab）發起了改革運動，整頓與凈化阿拉伯的伊斯蘭教。他認為當時阿拉伯地區的穆斯林太腐敗了，只會膜拜聖人、祭祀，或從事狂熱的崇拜活動，包括跳舞、唱歌和吟誦等等。瓦哈比砍掉聖樹（像英格蘭清教徒砍掉五月花柱一樣）、搗毀神殿、試圖打壓傳統狂熱儀式。他是個苦行派，對宗教活動的看法和加爾文一樣：清真寺裏不應有任何裝飾或音樂，得到救贖唯一的道路是禱告與服從聖訓，即伊斯蘭教法。和加爾文一樣，瓦哈比和信徒的目標是建立神權國家，讓每個人的行為得到嚴格控制，不準吸食大麻，女性不得有“性變態”或不得體的行為。這個目標仍然由當代他的思想繼承人延續，就是現代的武裝伊斯蘭教徒。

基督教的改革運動和瓦哈比的伊斯蘭教改革運動的雷同處已經有人留意到了。塞繆爾·亨廷頓（Samuel P.Huntington）寫道：“兩者都是在回應既存體制的停滯與腐化，倡導回歸到更純凈與嚴謹的宗教形式：傳教、服從於紀律。”[1]在伊斯蘭世界，天主教的角色是由蘇菲派（Sufism）所扮演。蘇菲派可追溯至八、九世紀，一直延續至今，提供信眾豐富多元的精神生活，有時還會太過華麗。和天主教一樣，蘇菲教派有智者、法師、詩人，樂見越來越多聖人出現，喜歡舉辦各式慶典（有些可能源於外教的習俗）。伊斯蘭和天主教世界的“改革者”都宣稱要回到創教的本懷，得除去俗麗無用的惡習、抑制感官的愉悅、停止多彩多姿的嘉年華，不得再膜拜聖人，防止多神教發展。它們的終極目標是“純凈”的宗教，信徒只要專注於內在、鍛煉神聖的靈魂就好。

令人困惑的是，盡管兩者有這些相似處，但各自的社會條件並沒有可比擬之處。基督教改革運動發生在歐洲，它有許多大都市，因即將到來的工業革命而躁動不安。相對地，瓦哈比主義發源於阿拉伯半島的中心，當時還被逐水草而居的遊牧民族所占領。許多人都認為，資本主義與工業主義在基督教改革運動中占有一席之地，但這兩者和瓦哈比建立教派的小鎮德拉伊耶（Ad Dir'iyyah）完全沾不上邊。歐洲在十六世紀開始擴張到非洲、亞洲、美洲，十八世紀的阿拉伯在奧斯曼土耳其帝國中根本是窮鄉僻壤，還在逐漸沒落。想要以唯物論來解釋伊斯蘭與基督教的改革運動，認為兩者的改革是基於經濟環境，這種觀點是完全行不通的。

伊斯蘭與基督教兩種改革運動也許並沒有相同的背景，瓦哈比也不是伊斯蘭教裏第一個禁欲派的改革者。以教法為中心、冰冷的伊斯蘭教，與平易近人的蘇菲教派，兩者之間的沖突可回溯到好幾世紀以前。和早期伊斯蘭改革運動不同的是，瓦哈比得到族長穆罕默德·伊本·紹德（Muhammad ibn Saud）的全力支持。瓦哈比挑戰傳統神學，紹德則將它轉變為軍事行動。瓦哈比的教義會吸引沙烏地領袖，重點在於，如此一來他就有理由侵略鄰近的部落，因為在瓦哈比嚴格的標準下，那些部落需要好好“教化”一番。伊斯蘭教禁止穆斯林攻擊其他穆斯林，然而瓦哈比主義提供了一個漏洞：信徒不接受凈化後的瓦哈比伊斯蘭教就得受死，否則最好去改信其他宗教。沙烏地阿拉伯知名的歷史學家表示：“瓦哈比主義形同軍事擴張主義，一開始就雷厲風行，靠著刀劍橫掃整個阿拉伯半島。”[2]

也許不盡然都是靠刀劍，還有一條線索可指出十六世紀歐洲與十八世紀阿拉伯宗教改革運動的共同點。根據十九世紀的阿拉伯文獻，將槍支引進沙烏地部落的人就是瓦哈比：“沙烏地各族人不只是在宗教上追隨他，俗世的事務也一起跟進，投入戰爭、搶奪利益、同仇敵愾……他下令德拉伊耶的人學習槍法。槍也是瓦哈比幫他們取得的。”[3]在阿拉伯世界，槍炮當然不是什麽新東西，但瓦哈比之前，當地遊牧民族多半還是以刀劍和弓箭打仗。他也許是個謹守傳統的人，努力要恢復純粹的伊斯蘭文化，但他也致力於現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