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條軍隊

在歐洲內陸，槍支的成就是弭平騎士貴族與一般平民間權力的失衡。拿著槍的普通家夥因此有辦法撂倒身穿盔甲、手持長劍的貴族，就是因為這個可能性，對位高權重者來說，嘉年華活動變得越來越有威脅性。槍在戰場上有非常不同的效果——把士兵化為戰爭這台巨大機器中的齒輪。在宗教改革運動中，清教徒樂見，也極為支持這項轉變。

改革運動前，中世紀歐洲人打仗的特點是，貴族騎馬帶著刀劍等武器，一旁跟著許多步兵；貴族會給士兵充足的休息時間，讓他們盡情玩樂。槍在十六世紀被帶上戰場，但槍支的功能還很原始，所以軍隊的陣型要很完整，士兵得受過更多訓練。鳥嘴銃和火繩槍非常難瞄準，最好的方式是很多人同時開槍。上膛要花上幾分鐘，士兵得熟悉整個流程，開槍所需的每個步驟都要反復操練。這種方式不適用老派、單打獨鬥的“武士”，新式軍隊的首選反而是苦力勞工，這些人容易訓練成呆板規矩、死忠服從的士兵。歐洲嘉年華活動被打壓，關鍵原因之一就是，軍隊要求士兵要有紀律，所以禁止他們狂歡作樂。大部分的士兵都是非自願被征召而來的，大吃大喝是他們軍旅生涯的活力來源。

首先將加爾文精神運用在戰爭上的是荷蘭加爾文派的奧蘭治親王毛裏斯（Maurice of Orange）。美國工業管理學家弗雷德裏克·溫斯洛·泰勒（Frederick Winslow Taylor）把工廠作業分解成一系列重復的動作，但早在三百年前，十七世紀初期，毛裏斯已經設計了三十二個詳細的動作，教每個士兵開槍、上膛、再開槍。[4]這個系統性的流程需要不斷地練習，包括行軍與上膛動作，要熟練到在戰場的壓力下也能自動完成。毛裏斯的系統慢慢成為公認的操課流程，但它的強度遠高於實際的練習需求。事實上，操課的目的是要填滿士兵的時間，沒操課的時候，士兵就被分配去做一些以前的戰士不屑做的事，像是挖壕溝、蓋碉堡。如同歷史學家威廉·麥克尼爾（William H.McNeill）寫的：“軍隊裏完全不允許閑散，這與早期的風氣完全不同。以前士兵大部分的時間都在閑置待命。沒上戰場的時候，士兵排遣無聊的方式就是盡情飲酒或從事其他玩樂。”[5]軍事史家費爾德（M.D.Feld）觀察到：“令人訝異的是，荷蘭軍隊制度的改變，與中產階級社會的形成相輔相成。”他指的便是具有加爾文色彩的中產階級社會。[6]

另一位加爾文教徒——英國革命家奧利弗·克倫威爾（Oliver Cromwell）更重視軍事紀律。他禁絕士兵一切的娛樂活動：飲酒、賭博、搶劫、玩女人，甚至罵臟話都不準。對一般男人來說，軍人是既危險又不愉快的職業，但至少能跳脫既定的生活，能到外地四處玩樂。然而在克倫威爾的新式軍隊中，狂歡、娛樂是絕對不允許的；在這台巨大、運作順暢的機器中，士兵只是一個零件。任何一個愛玩樂的鄉下小孩都會被這種觀念嚇到，但加爾文派的思想家卻非常興奮，認為這些優點可以用在軍事外的領域。一位英國的加爾文派牧師提到，具有加爾文精神的軍人，訓練有素又有紀律，還說“所有的生物中，上帝就愛軍人”。[7]即使沒有戰爭的威脅，對加爾文派的一般老百姓來說，操練也是令人尊敬的消遣活動。另一位牧師鼓勵大家：“丟掉你的紙牌、骰子，不可縱欲、嬉鬧和調情。這些都是浪費時間的事，不如多多鍛煉自己。”[8]

在加爾文精神洗禮下，新式軍隊大獲成功。毛裏斯擊退了占領荷蘭的西班牙人，克倫威爾在英國內戰中擊敗了非清教徒的保王黨（Cavalier），後者仍然采用舊式亂無秩序的作戰方式。很快地，無論是天主教、新教或天主教國家，西方世界每個王侯和將軍都依照加爾文的精神來操練軍隊。無論是發起宗教改革或是受到影響的國家，所有人一起改變了戰場的遊戲規則，槍炮變成基本要素，直到今日也依舊如此。

馬克思一派的歐洲歷史學家傾向以“生產工具”作為社會動力的決定因素，忽略了人類學家傑克·古迪（Jack Goody）所謂的“破壞工具”。因此他們較容易把工業革命視為宗教改革背後的原因，但其實槍炮所帶來的軍事革新也扮演著很重要的角色。以槍炮為基礎的戰爭和工業革命一樣，兩者需要前所未有的社會紀律——數量龐大的男人（在我們這個時代也包括女人），被訓練成服從、無自我的人，而新一波的新教改革便是推手。瓦哈比主義在阿拉伯部落也有同樣的功能，這都要感謝瓦哈比本人把槍炮帶入戰爭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