單峰駱駝練兵法

在瓦哈比和他的贊助者紹德心中，軍事紀律和宗教上的清教精神有關嗎？可惜我們無從得知。但我們能確定的是，紹德和瓦哈比一樣，是個軍事創新者。有位法國人曾參與拿破侖的埃及遠征，瓦哈比入侵敘利亞時，他在阿拉伯的阿勒頗（Aleppo）擔任法國領事：

在德拉伊耶，伊本·紹德開始實現他的作戰計劃，為求成功，他不顧一切。他的士兵已經習慣了征戰的勞動和疲累，在他日積月累的操練下，士兵變得強壯、堅忍。他用駱駝取代馬匹作戰，駱駝和馬匹一樣敏捷，但更強壯。駱駝天生適合在沙漠行走，若少了駱駝，根本無法待在沙漠中。紹德下令，每只駱駝要載兩個士兵。他配給的不只是士兵的食物，還有駱駝的食物。[9]

令人驚訝的是，軍事操練與十七世紀具有清教色彩的軍事改革有很大的關聯。紹德的軍隊有多達六千名士兵，不太可能像歐洲士兵一樣反復行軍，他們不是步兵，而是歐洲人所謂的騎兵。瓦哈比要求軍隊改用槍，所以紹德不讓士兵騎馬，而是兩人共乘一只單峰駱駝，使用槍支。當時普遍的槍支應該是鳥嘴銃，士兵獨自騎馬就難以發揮作用。一般情況下要上膛已經很困難，更不用說坐在一只移動的動物身上。兩人騎乘一只駱駝，一個控制動物，另一個就可以專心處理射擊這件麻煩的事。因此紹德所規劃的操練便是為了在一只移動的駱駝上開槍與上膛。

但操練不只是為了強迫士兵熟練某項軍事技術，他的終極目標是培養鐵的紀律。紹德希望他的士兵“不知疲累”，甚至限制糧食配給來鍛煉他們的意志。這些觀念與清教式的軍事改革完全一致，特別是“禁欲”和“克己”。在歐洲和阿拉伯，清教主義真正的功能是使戰士們將紀律內化，以符合新的槍支作戰方式。根據新教改革者的說法，要求軍人保持清醒與絕對服從的不只是將軍，還有上帝。

到了十九世紀，軍事現代化與清教主義在伊斯蘭世界的其他地區已經緊密地結合了。1826年，奧斯曼土耳其帝國蘇丹馬哈茂德二世（Ottoman Sultan Mahmud II）親自廢除麾下的土耳其禁衛軍（Janis-sary），因為這大約十萬名步兵精英拒絕配合軍事改革。土耳其禁衛軍曾因發動宮廷政變受到譴責，值得注意的是，他們和蘇菲教派的狂熱信徒有密切關系。在埃及，穆罕默德·阿裏帕夏（Mehmet Ali Pa-sha）的統治時期涵蓋整個十九世紀，他引進歐式軍事改革，希望人們都更有戰鬥力。他企圖打壓蘇菲教派，禁止人民舉辦類似歐洲聖人日的慶典“聖紀節”（Mulid）。人類學家邁克爾·吉爾森（Michael Gilsenan）寫道：“十九世紀埃及‘現代化’後，全新的時代來臨，軍隊隨著新式的鼓聲行軍。有人開始破壞蘇菲派的遊行活動，扯下他們的旗幟，指責蘇菲派太過張揚，並把他們當成不折不扣的敵人。這種敵意直到今日仍未散去。某些國家宣告蘇菲派不屬於伊斯蘭世界。”[10]

為了訓練龐大而有紀律的軍隊而打壓慶典活動的，還有哪些國家？以羅馬帝國為例，它的戰力全靠操練精實的步兵，其政府對狂熱宗教的壓迫是否和軍事層面有關，也是一個有趣的問題。

中國的情況也很耐人尋味。韋伯發現，中國人很早就揚棄了傳統的狂熱活動。幅員如此廣闊的帝國沒有跳舞文化，早年的戰舞早就消失了，也沒有任何撩人的歌舞聚會。[11]韋伯認為，中國宗教儀式中“所有狂歡的成分都被嚴格地去除了”。如同羅馬貴族看待狄俄尼索斯祭典，中國人也認為狂熱儀式是危險的。[12]這可能是因為，中國在公元前七世紀便展開軍事革新，帶著弩的步兵取代了兩輪戰車上的武士貴族。槍炮改變了現代歐洲與十八世紀的阿拉伯世界，弩在早期中國文化中可能也扮演著同樣的角色，這一點就留待專業的歷史學家進一步探討。就我的推測，為了訓練一大群男人隔著一定距離重復使用某項武器（弩或槍），一定程度的社會紀律是必要的，所以執政者才容不下傳統慶典與狂熱儀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