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憂郁的歐洲人

十七世紀，從英格蘭開始，歐洲世界被一種流行病入侵，以現代的說法，這種病叫作憂郁。這種病襲擊的對象不分老幼，發病時，患者會陷入數年或數月無精打采的狀態，以及抑制不了的驚恐當中。這種病似乎都會找上事業有成或有才華的人，也可能只是因為他們留下的文獻較多。清教徒作家約翰·班揚（John Bunyan）、政治領袖奧利弗·克倫威爾、詩人托馬斯·格雷（Thomas Gray）和約翰·鄧恩（John Donne），還有劇作家與散文家塞繆爾·約翰遜（Samuel John-son），都是早期有名的患者。對醫學研究者來說，這個疾病是一個令人困惑的難題，更別說最糟的結果就是患者自殺。1733年，醫生喬治·切恩（George Cheyne）哀悼：“近來，情緒失控和不尋常的自殺與日劇增，多半是這種瘟疫造成的。”他猜想，英國的天氣、都市化與久坐不動的生活造成幾種類似的流行病，其症狀可怕又嚇人。以前沒人得過這種病，也沒見過這麽高的致死率，各國都有為數不少的患者。經估計，全英格蘭有三分之一的病人有這種精神緊張的情況。[1]一百年後，情況還是沒有改變：“現在精神緊張的症狀還是很常見，過去前所未見，在別的國家也沒聽說。”[2]

塞繆爾·約翰遜來自貧窮家庭，是個極為聰穎的男孩。1729年，二十歲的時候，因資金不足，他被迫離開劍橋大學，不久後便成為憂郁症的獵物。根據他的好友與傳記家詹姆斯·鮑斯威爾（James Bos-well）的描述，約翰遜深陷情緒低潮，回到父母家後，“那病態的憂郁開始極盡可怕地折磨他”：

他快被這可怕的疑病症擊垮了，總是易怒、焦躁、不耐煩，同時又沮喪、陰郁、絕望，覺得活著很悲哀。自從患上這個淒慘的病後，他從未真正好起來，他所有的工作和休閑，只能短暫逃脫那可怕的侵襲。[3]

他沒有文憑，也不太可能找到工作，只能對著鎮上的時鐘呆坐，虛晃時間。他四處漫步，邊想著要自我了結。讓他如此脆弱的不只是貧窮和失敗，幾年後他成為一名作家，也因健談而大受歡迎，但這個病再度找上他。他五十出頭時寫道：“我的驚恐和苦惱不斷增加，深陷極度憂郁中……全能的神與慈悲的天父，請憐憫我，解救我的苦難。”[4]

對英格蘭人來說，這個病是“英國病”。十六世紀後期，提摩西·布萊特（Timothie Bright）的《論憂郁》（Treaties of Melancholie）便如此稱呼。英國國教的牧師羅伯特·伯頓（Robert Burton）在1621年的經典之作《憂郁的解剖》（The Anatomy of Melancholy）中，也提出徹底的分析。但北方這座多雨的島並不是這個疾病唯一造訪的地方，整個歐洲都為此病所苦。安得魯·所羅門（Andrew Solomon）認為，對憂郁症的擔憂起源於意大利，然後被遊客帶回英格蘭。[5]這問題似乎可以更往前追溯到西班牙，意大利的政治理論家喬萬尼·博泰羅（Giovanni Botero）1603年觀察到：“這個國家的男人不只是有點憂郁，根本嚴重到影響日常生活。他們工作上無精打采、欲振乏力。”在西班牙國王菲利普三世（Philip III）的宮廷裏，許多人都有類似的症狀。[6]

到了十八世紀時，德國人像英國人一樣，認為憂郁是國民病了。［歷史學家羅伯特·金斯曼提到：“文藝復興藝術，無論是繪畫或文學，都以憂郁氣息為主軸。”他以數個德國藝術家為例來做解釋，包括丟勒（Albrecht Dürer）。詳見RobertS.Kinsman,The Darker Vision of the Renaissance,p.310.］後來的歷史學家感到很矛盾，當時的德國處於“曙光出現的世紀——啟蒙時代”，但事實上到處都有“陰森不安與憂郁的人們”。例如編輯莫裏茨（Karl Philipp Moritz），“整天呆坐，放空，在紙上亂塗，又因時間的流逝怨恨自己沒能好好利用時間”。[7]法國也孕育出知名的憂郁文人盧梭［8］。這些失調的症狀在十九世紀中前還不是文學的主題，直到它們找上詩人波德萊爾（Charles Baude-laire）等作家。從十九世紀以降，憂郁在名人的傳記裏越來越常見：俄國小說家托爾斯泰、德國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美國心理學家威廉·詹姆斯。

到了二十世紀，這個疾病更加普遍，沒有停止下來的跡象。當然二十世紀的統計方法較健全，醫生與病人也比較願意通報這類疾病，不過這不是憂郁症普遍出現的原因，否則思覺失調症、恐慌症、恐怖症的病患也會同時增多，但事實不是如此。[9]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報告，憂郁症現在是世界第五大死亡與失能的主因，而缺血性心臟疾病占第六位。[10]自殺是最不幸也是致死率最高的，但即便是輕度憂郁症（dysthemia，症狀是無法感受快樂）也很危險，它會讓人變脆弱、身體容易罹患疾病（例如癌症或心臟病）。我們現在知道，這個疾病不只是襲擊富裕或知名的人，更常發生在窮人身上，而且以女性居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