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折磨的靈魂

然而，要全面理解這種心理學上的大轉折，了解“人性突變”的原因，不能只是從世俗的角度來思考。四百年——甚至不過兩百年前，多數的人會從宗教的角度來了解孤立與焦慮的感覺：“自我”即是“靈魂”，他人無時無刻的批判眼光即是“神”的注視，憂郁是“對地獄莫大的恐懼”。對於心神不寧、煩惱不斷的人，天主教提供多種安慰，比方通過特別的儀式，就可以獲得神的寬恕或至少讓神不那麽生氣。甚至連拒絕各種儀式的路德教派，也都假定上帝是平易近人的，充滿無盡的愛。

到了十七、十八世紀，新教不只有加爾文教派，還發展出長老會（Presbyteriantism）與荷蘭改革宗（Reformed Church of Holland），它們或多或少影響了路德派、聖公會，天主教也因而發起了反宗教改革。對於“無規範”，加爾文派沒有提供安慰，而是提出形而上學的理解：如果你覺得孤單、煩擾，甚至受到詛咒，就表示你真的是那樣。羅伯特·伯頓指出，加爾文的教義會助長憂郁情緒蔓延，而宗教上的憂郁是對人最有害的憂郁情緒。伯頓的著作多少就是在批判這個嚴厲拘謹的宗教：

對那些心理受到煎熬的人，最大的恐嚇與折磨就是，他們犯的錯是極大惡行，是不可原諒的罪。上帝深沉的憤怒與不悅使他們覺得自己……早已受到詛咒……是否被神揀選、得到恩寵，是否被神遺棄，人是否有自由意志，這些都是過度的好奇心、不必要的猜測與無益的沉思……只會折磨、迫害無數生靈，造成全世界的不和諧。[39]

在加爾文主義影響下，近現代時期的歐洲社會，孤立的感覺四處蔓延，快要令人窒息。天主教主張，每個靈魂最遲到死亡的那一刻，就可以獨自見到上帝，但加爾文教徒的靈魂卻永遠在孤獨中遊蕩，朋友到頭來都是敵人和對手假扮的。韋伯說：“他們居然不斷警告人們勿相信他人的幫助和友誼，英格蘭清教徒的作品中尤其能看到這種觀念。”[40]即使對家人也不應長久地忠誠。在清教偉大的史詩——約翰·班揚的《天路歷程》中，天主教徒逃離“滅亡城”的家，“他的妻兒……哭著要他回來，但那個男人用手指捂住耳朵邊跑邊哭，‘生命、生命、永恒的生命’，頭也不回地跑向平原中央”。[41]從班揚的信仰回憶錄《豐盛的恩典》（Grace Abounding to the Chief of Sinners）判斷，他的內心世界從未有任何人類探訪，也從未因一瞥這個世界而發亮。在超過八十頁、自我封閉又驚恐的章節中，絕望與希望交織，除了“我”以及撒旦和上帝種種的化身以外，找不到其他人物了。班揚確實有提到一些人類同伴，他原本以為他們也是可靠的加爾文教徒，卻幻滅了：“他們為人夫、為人妻、為人子……損失一些世俗的事物，就沮喪又絕望。我心想，神啊，在這些人身上，那些小事是有多重要啊！”[42]

馬克斯·韋伯最偉大的論點之一，就是發現加爾文主義與資本主義的相通之處。另一個重要的發現是，他指出，在充滿競爭、不成功便成仁的經濟發展下，人在精神上感到孤立的痛苦——“內心前所未有的寂寞”。[43]如同靈魂在詛咒或恩典的道路上獨自掙紮著，個人也在物質世界的軸線上辛苦跋涉。這條軸線宛如一條繩索，向上通往財富或穩定，我們不僅無暇顧及他人，還得滿足其他要求。我們得無止境的自我否認與自我鞭策，所有的享受都要延後，唯一的安慰就是看到自己財富慢慢累積。韋伯寫道，加爾文派最迫切的任務是“摧毀享樂的欲望和沖動”。[44]十八世紀後期蘇格蘭一本醫學手冊證實了這種看法：

許多人的心靈經宗教洗禮後，轉而認為，快樂是罪。在他們想象中，宗教本質就是禁欲，任何微小的放縱都要禁止，即使是無傷大雅的娛樂也不行。深深的憂郁攻占他們的內心，恒久的陰郁在他們臉上揮之不去。最後，微小的希望也消失了，所有事物都蒙上灰塵。在他們眼中，本該令人歡喜的事物，都惡心至極。生命本身成為負荷。這些不快樂的可憐蟲相信，任何誘惑都比不上自己的感受，最後只好終結自己悲慘的生命。[45]

班揚年輕的時候應該是個快樂的家夥，常在村裏的草地上跳舞、運動，但隨著信仰危機出現，他便停止這些娛樂。跳舞是最難放棄的——“我足足花了一年的時間才能完全停止”。[46]但他終究達成了目標，過著毫無享樂的生活。在《天路歷程》一書中，和班揚一樣的英雄克裏斯汀發現，只要自己卸下心防，稍微休息片刻，減緩一下焦慮，就會失利或徹底吃虧。克裏斯汀只參加過一次派對活動，他以為是上流人士的社交聚會，但結果並非如此，原來那是為有德之士設下的死亡陷阱，在那裏，克裏斯汀高尚的同伴費斯被捉走、折磨，最後被參加聚會的狂歡者燒死。換句話說，嘉年華就是地獄的入口，和其他歡愉一樣，所有性愛、味覺、歡宴，都是惡魔設下的圈套。沒有什麽比陰郁的心更清澈，不再尋求快樂就會更清醒。中世紀的農夫創造慶典活動，好能從工作中解脫，清教徒則擁抱工作，好能逃離恐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