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法西斯集會

現代可以說是後慶典時代，群眾還是會大量地聚集在一起，希望能體會到合一、提升的感覺，至少也會把集會當成消遣活動。這樣的場合可能是體育活動、演唱會、戲劇演出、遊行或名人公祭這類公開儀式。現代所有大型集會中，最惡名昭彰也最討人厭的，是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納粹與意大利法西斯的群眾大會與宣誓活動。這些集會之中，尤以納粹每年在紐倫堡舉辦的黨代表大會最甚。目擊者提道，數十萬名納粹的忠實擁護者聚集在一起，追求“狂熱”的體驗。

1934年的紐倫堡納粹黨代表大會中，美國記者威廉·夏伊勒（William Shirer）體會到希特勒成功的原因，“二十世紀德國人的生活單調乏味，他們以羅馬教會為典範，再創了炫目、多彩、神秘的集會活動”。[1]納粹黨代表大會為期一周，沒有任何討論或思辨的流程，以免幹擾“神秘”的效果，只有遊行（主要是士兵和納粹領袖）、軍事操演和激勵的演說。晚上的活動才是高潮。納粹建築師阿爾貝特·施佩爾（Albert Speer）設計了一座巨大的石柱運動場，頂頭還有一只巨大的老鷹，納粹的旗幟到處飛揚，還有一百三十盞防空探照燈，照亮運動場。[2]“在明亮的夜晚裏，”夏伊勒相信，“參加代表大會的人卸下內心與靈魂的武裝，到達日耳曼人所知的最高境界……在神秘的燈光下，那個奧地利人神奇的聲音一出現，日耳曼民族完全合而為一”。[3]

那個奧地利人當然就是希特勒，在精心安排下，他的進場與演說充滿戲劇效果，是全場活動的高潮。根據夏伊勒的報道，希特勒一進入大會會場，樂隊便停止演奏，全場肅靜。樂隊倏地吹起巴登進行曲（Badenweiler March），這是希特勒進場的專屬樂曲，當“強光打在舞台上時”，接著演奏貝多芬的埃格蒙特序曲（Egmont Overtune）。[4]他的演說可能只是一串口號：“流遍祖國的鮮血！”“我們犧牲的英雄！”等等，過程中，熱情逐漸升溫，眾人狂亂了起來，不斷重復高喊“勝利萬歲！”（Sieg heils）。在這種情況下，即使敵對的法國大使安德列·法蘭索瓦·龐瑟（AndréFranois-Poncet）也忍不住驚嘆：“熱情滲透了這個古老的城市，非凡的喜悅占據了成千上萬的男男女女，他們身上滿是浪漫的熱情、神秘的狂喜與神聖的幻覺！”[5]

不過，深深烙印在我們心中的，除了狂喜的群眾對著領袖瘋狂高喊“勝利萬歲”的畫面，還有無數受難者的墳冢以及饑餓的身軀。納粹黨代表大會成為現代集體歡騰的象征，也改變了社會科學的觀點。塗爾幹曾深深著迷於“集體歡騰”（collective effervescence）的現象，但在林霍爾姆看來，塗爾幹“太天真了”。林霍爾姆指出：“當代群眾運動在社會心理學界留下極大的陰影，學者備受打擊，無不把集體歡騰視為惡魔的化身。”[6]歷史學家麥克尼爾補充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西方世界對希特勒等法西斯主義非常反感，同各種政治與意識形態有關的姿勢、動作都令人擔心。”[7]最近有些修正派的社會心理學家認為，法西斯主義的危害使得社會學界的人認為“群體本身就是危險的”。[8]

非學界的人也認為，光“紐倫堡”這個字就讓群眾變得歇斯底裏，再加上演技絕佳、魅力無比的演講者，這群人什麽暴行都可能犯下。在網絡上搜尋“紐倫堡集會”，找到的不僅是歷史事件，還有各種令人興奮的大型活動，有人就用這個詞來嘲諷超級碗、搖滾演唱會和奧斯卡頒獎典禮。一位左翼分子描述右翼的以色列集會是“猶太人的紐倫堡”；[9]有個不太好笑的脫口秀主持人評論說：“我覺得自己好像在紐倫堡代表大會，每個人的笑聲就像在高呼勝利萬歲。”[10]1968年，《紐約時報》一段文章批評滾石樂隊演唱會“根本就是紐倫堡！”[11]小說家萊斯利·愛潑斯坦（Leslie Epstein）思索何謂運動狂熱，包括他自己對棒球的熱愛，寫道：

自我瓦解、超越、萬眾一體、人我合一的感受。這樣天真、返璞歸真、返老還童的喜悅，難道不存在於紐倫堡大會的回響聲中……再者，“裁判去死”這股沖動不亞於“殺了猶太人”吧？[12]

愛潑斯坦不認為這是自己的創見，那不過是老生常談罷了：“早在弗洛伊德研究之前……人人都知道，加入群眾，就是允許自己回歸原始本能的生活。”

但知識分子開始譴責群眾運動，也不過在紐倫堡大會之前一百五十年，當時的政治環境與納粹非常不同，幾乎是完全相反。法西斯大會贊揚暴君，法國大革命則是要推翻暴政。法西斯主義用最粗暴的方式體現政治權利，法國革命孕育出當代左派的概念，政治立場從此有了“左”與“右”之分。對比紐倫堡大會與法國大革命決定性的行動（如攻占巴士底監獄），兩者之間只有一點點的相似處：都在戶外，都有大量的人民集結，都是“群眾運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