娛樂眾人的軍隊

不管是哪個派系舉辦的法國大革命慶典，軍隊隨著進行曲遊行，是當中最重要的活動。行軍作為娛樂場面，這個想法可回溯到革命之前。早在十七世紀末期，路易十四就將閱兵與操練納入宮廷儀式。[32]比較民主的瑞士於1760年就開放讓民眾觀賞軍隊行進，“作為一種國家慶典”。盧梭也敦促法國人效法瑞士。[33]如我們先前提到的，革命派對此很熱衷，把軍隊遊行發展為展現民族主義的必要活動。

軍隊遊行能成為富有教育意義的場面，要歸功於法國大革命兩個世紀之前，奧蘭治親王毛裏斯高度紀律的軍事操練。中世紀後期軍紀散漫的士兵搖搖晃晃走過街上，大概沒什麽娛樂價值，但操練過的士兵就不一樣了，不管有沒有音樂伴奏，他們都能夠整齊劃一、踏著精準的步伐行進。在軍樂隊的伴奏下，軍隊遊行更令人興奮，盡管觀眾在街上或體育場裏不能有太多動作。早期歐洲軍隊要振奮士氣只能靠短笛和鼓聲，軍樂隊來自伊斯蘭世界，十八世紀初期才來到歐洲生根。歐洲人從土耳其得到大鼓、銅鈸、鈴鼓還有服裝風格。為了加強視覺效果，皮膚黝黑的土耳其樂師纏著絲質的頭巾，穿著顏色鮮艷的制服。歷史學家斯科特·麥爾利（Scott Myerly）說，軍隊遊行因此多了“東方異國情調”。[34]

操練後的軍隊成為大型集會的場景，拿破侖戰爭則創造了這項需求。拿破侖的軍人謹遵守法國大革命的核心精神：人民不再只是國王的附屬品，而是國家的公民。什麽是國家？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提出的看法令人信服。他認為，享有共同血緣、語言與傳統的人民，不見得就可以組成國家，許多追求團結的國家，例如十九世紀的意大利和德國，就缺乏其中幾個要素。同一個地區、同一種族，不見得就會“自然”形成國家，那是需要費力建立的。古往今來的國家都是“想象的共同體”，那是一種神秘的統合概念，其中包括符號（例如旗幟）、紀念碑、共同的經驗（例如革命或戰爭）、歌曲等。雅各賓黨召集作曲家為國家慶典寫出新的軍樂，我們可以說這就是在“建構國家”。有趣的是，1795年法國政府選定的國歌，不是受到大眾喜歡、讓人翩然起舞的革命歌曲《成功在望》，反而是適合行進的《馬賽曲》。

民族主義便是由想象的共同體所激發的情感。在象征性符號的催化下，民族主義通常會激起犧牲、超越的精神，許多學者認為這與宗教非常類似。這種“新興宗教”一成立，馬上就可以激蕩出強烈的手足之情，它的儀式最能凝聚這種感情，這也是法國大革命時期慶典的主要目的。革命時期的象征儀式，如復誦愛國誓言、請年輕的女孩扮成自由女神坐上花車，這些都消失了，愛國慶典後來只剩下軍隊遊行。拿破侖戰爭時期，這股風潮席卷歐洲，各國紛紛舉辦這種宣誓意味濃厚的活動。麥爾利提到，拿破侖戰爭開打不久後，閱兵就變成英國“重要的娛樂方式”，與軍事無關、更親民的集會越來越少。[35]

作為表演者，軍人也開始打扮，以適應這種新角色。十九世紀前，軍人都不願穿上一致的服裝，他們多數是傭兵，穿了就很難開小差。拿破侖戰爭一開打，制服卻流行了起來，就軍事上來說，它有助於分辨敵我。不過，十九世紀制服上擦得閃閃發亮的銅扣，容易成為敵人瞄準的目標，但這個缺點不礙事，表演的效果比較重要，畢竟軍人在戰場上的時間不多，大多都在遊行讓人觀賞。

自然而然，表演中最亮眼的，就是穿著鮮艷制服與戴著華麗頭盔的軍人。在今日巴黎的軍事博物館，人們會發現，十九世紀軍人頭盔上裝飾的熊皮和羽毛，足足讓人多一英尺高。這種服裝不只在戰爭中非常笨重，隔三差五地還會在遊行活動中造成反效果。麥爾利提到：“威靈頓公爵戴著第一侍衛專用、將近兩英尺高的熊皮頭盔，上面還插著大根的鵝毛參加閱兵……在上萬的觀眾和軍人面前，一陣風吹來，公爵就這麽摔下馬。”[36]

和法國相比，英國人也同樣熱愛列隊操演。1811年的溫布敦閱兵典禮，二十萬名觀眾慕名前來觀看兩萬個軍人踏步。1830年，為了彰顯國王的榮耀所舉辦的閱兵大典，民眾更是“多到無法形容”。[37]除了精心設計的列隊操演，士兵一般的勤務，如衛兵交接，也能吸引好奇的觀眾。一名愛丁堡的律師回憶道："1803年戰爭期間，從某角度上來說，每個人都變成軍人了。男人講的、想的都是操演和閱兵。”[38]女人則被穿著華麗制服、騎著駿馬的年輕軍官所吸引。每個人都跟著軍樂擺動，有位觀眾說道：“它讓我們血脈僨張，充滿美好的想象。”[39]就連社會學家羅伯特·布拉奇福德（Robert Blatchford）也贊揚公開的軍事操演能夠促進觀眾的團結感：“人們在合一與袍澤精神中感受到力量。”但他也諷刺地說：“實際上，這種團結的感覺是國家帶頭發起的，而不是人民。”[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