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搖滾革命

不管多麽強力、徹底的打壓，萬事萬物總是會找到重生的方式。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初，美國白人文化被一陣“歇斯底裏狂潮”襲擊，有識之士警告，那是猥褻、墮落的行為，甚至會危害治安。這種失控的行為不應該發生在二十世紀中期的美國與英國。這兩個社會都背負著十六世紀清教徒的包袱，都曾在殖民地打壓傳統的狂熱慶典，美國人還曾奴役他人。也許正因為過去白人成功去除了“外來的”狂熱文化，因此當它卷土重來時，白人便無招架之力，不自主地起身搖擺、又跳又叫。

從一開始，叛逆的搖滾客就表明立場，絕不可以乖乖坐著參加活動，也不用尊重坐著不動的人。不論在哪裏，只要有人開始演奏這種“新音樂”——至少對大部分的白人來說是新的——少年們就會從椅子上跳起來，開始哼唱、尖叫，要不就是做些政府會當成“暴動”的行為。琳達·馬丁（Linda Martin）和凱瑞·塞格瑞（Kerry Seg-rave）在其著作《反對搖滾：搖滾樂的對立面》（Anti-Rock:The Op-position to Rock'n'Roll）中提到：“大多數的情況下，年輕人只是在戲院的走廊上跳舞，在椅子上搖來搖去、用腳打拍子、拍手和大叫——反正就是盡情享受音樂。當局卻認為觀眾應該乖乖地安靜坐著，頂多在表演結束時拍拍手。”[1]在1965年，世界上最有名的搖滾樂團比爾·哈利和他的彗星樂隊（Bill Haley and His Comets）一出場表演，就會引起轟動，“人人都在戲院裏跳舞，在街上唱歌，刻意惹火有關當局”。[2]在英國和美國，搖滾團體一在戲院和音樂廳表演，經理就得找來警察管好“暴民”。早期的搖滾演唱會很容易出現經典的喜劇場景：少年們一站起來在走廊上跳舞，警察就追著他們、把他們塞回座位上。但過不了多久，他們又開始坐不住了。

整個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搖滾演唱會是年輕粉絲和警察對決的固定場所。傑斐遜飛機（Jefferson Airplane）抱怨道：“只要少年們站起來在走廊跳舞，警察立刻就拔掉音響插頭。”[3]滾石樂隊的演唱會一定會以“暴動”收場。溫哥華警察局長抱怨說：“滾石的那場演唱會拖得可久了，我服務三十三年來，從沒看過警察搞得這麽累。”和其他城市一樣，溫哥華警察要求掌控整個會場，包括舞台、燈光、音響。[4]就算如此，觀眾卻是更加“兇暴”：沖向舞台、拿起滅火器反擊警察、對警察丟東西。大門樂隊（The Doors）的吉姆·莫裏森（Jim Morrison）指責警察：“要不是警察在這裏，大家會跑上台嗎……他們想要攻占舞台，就是因為下面有柵欄。”[5]不管是哪種柵欄，都只會更刺激粉絲，讓他們想更要自由行動，用身體表達意見，讓大人們害怕。只有在這個場合，他們才能混在一起，跟著音樂擺動。甚至出了會場後，繼續在街上表達意見。

當然，歌迷瘋得無法無天，搖滾樂手也是要負責的。他們的感染力太強，令人無法抗拒，一定要隨著他們的音樂跳舞、擺動。不過在大人們的眼中，那些動作實在太過無禮、驚世駭俗。流行歌手艾迪·費舍（Eddie Fisher）也很有感染力，但姿勢比較傳統，只比唱歌劇好一點，在胸前拍手或高舉雙手而已。早期搖滾樂讓人興奮得顫抖，一方面是它的節奏明快，表演者還常有性暗示的動作——前後扭屁股、甩肩膀，跳來跳去——就是讓身體“搖滾”起來。它宣告一種新音樂的誕生：創意、自由、節奏。

白人表演者中，貓王是肢體語言的先鋒，惹得以家庭觀眾為主的蘇利文劇場秀（Ed Sullivan Show）播出時得把他的下半身剪掉。黑人樂手波·迪德利（Bo Diddley）就沒那麽幸運。1985年他在各大電視台表演，但之前得約法三章，表演時不得有任何動作，以免破壞“莊重”的氣氛。不過現場表演一開始，他馬上忘記這項規定，大概是很難把肢體和音樂分開，結果一分酬勞也沒拿到。[6]小理查德（Little Richard）則是滿場跳，還爬到鋼琴上，他外表就是瘋瘋癲癲、容易激動的樣子，又帶點中性特質，沒人期待他會安安靜靜表演。

事實上，錯愕的往往是表演者，因為觀眾的反應搶盡風頭。搖滾史學家詹姆斯·米勒（James Miller）提到：“貓王表演得越好，他就越幫不上忙。他老是引起暴動。”《聖路易斯郵報》（St.Louis Post-Dispatch）如此描述1957年的演唱會：“貓王抓著麥克風架，手足無措，只好等著喧嚷的聲音停歇。”[7]幾年後，還在青春期的披頭士粉絲，則是用瘋狂的尖叫聲讓他們的英雄安靜下來。披頭士在美國巡回時，每次表演都被尖叫聲淹沒，最後只好放棄1966年的演唱會，而那時離他們第一次到美國也才兩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