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第4/8頁）

事實上，當休利特・詹德思譴責酒川五郎是個日本共黨分子的時候，這句話並非完全不對。1916年、1923年、1936年、1939年和1946年，堡壘集團直截了當地拒絕了建立工會的提議，完全不予考慮。他們窮盡了所有的手段，既有身體脅迫，也用陰謀顛覆，禁止勞工組織獲得任何法律身份，這種做法使得群島上沒辦法組成正常的勞工聯盟。這些美國大陸派來的勞工組織者盡管有著破釜沉舟的決心，然而卻是徹頭徹尾的美國人，他們發現，傳統做法在夏威夷將一事無成。就連工會這個詞也沒人弄得懂，就算有人明白也不會解釋給別人聽，於是，堡壘集團和《火奴魯魯郵報》便不由分說把一切工會活動都稱作搞共產主義。結果是，隨著時間一年年過去，在美國大陸被共認為是現代工業社會的要素的工會組織，在夏威夷則有著相當獨特的定義。一句話，工會主義就是造反。

有些困難是看得見、摸得著的。在美國大陸，日後看來相當溫和的勞工組織者，在夏威夷卻吃了閉門羹。如果他們試圖和種植園的勞工談話，就會被人結結實實地扔出種植園。如果他們試圖租借一個大廳當總部，誰也不會讓他們得逞。他們被恐嚇，被誹謗，被虐待，並以共產主義的罪名遭到騷擾。

按照劣幣驅逐良幣的“格雷欣法則”對社會變遷的解釋，溫和派一旦遭到驅逐，極端分子便乘勢而起。從1944年開始，一群死硬的種植園勞工偷偷潛入群島——其中有不少人是西方共黨分子，他們隔岸觀火，發現夏威夷的局面使其成為共產主義思想得以大肆宣傳的溫床。這群西方領袖中有一個身材壯實、面貌醜陋的愛爾蘭天主教徒，來自紐約的羅德・波克，此人在1927年加入共產黨，之後平步青雲，終於爬到今天的顯赫地位，人們對其委以攻克夏威夷的重任。他的第一個舉措就是娶了一位巴爾的摩的第二代日裔美國人，這個日本女孩兒本身就是共產黨人，事後證明，她在占領群島的宏偉藍圖中對他幫助巨大。

例如說，羅德・波克在指導日本勞工運動之後返回夏威夷的途中遇到了酒川五郎，他立即發現這位能幹的中尉軍官正是自己開展建立工會，進而在夏威夷推行共產主義事業而求之不得的人選。於是波克對他的日本太太說：“去跟那位年輕的酒川先生套套近乎。”日本姑娘不遺余力，她的目的並不是將五郎拉入共產黨，而是誘使其成為勞工組織者。波克還通過五郎招募了其他日本和菲律賓工人，卻不曾向他們透露自己共產黨人的身份。靠著這種方法，一場有著堅強核心組織的勞工運動便得以開展起來，並於1947年站穩了腳跟，可以與堡壘集團相抗衡，並鬥爭到底，直至將島嶼推入分崩離析的險境。

在未來的幾年中，酒川五郎常常與當律師的弟弟茂雄談起這件事的緣由，弟弟茂雄已經以優等生的身份拿到了哈佛大學的學位。五郎讓茂雄去探求自己在1947年初時的動機和對形勢的估計。

“你那時候就知道羅德・波克是個共產黨分子嗎？”茂雄問道。

“這個，我也一直拿不準，可我猜就是這樣。”五郎說，“他從來不會給我留下任何證據。”

“如果你有這種懷疑，五郎，你為什麽願意跟他混在一起呢？”

“我從實踐中發現，用老辦法永遠也無法瓦解堡壘集團。我們循規蹈矩地嘗試過，可一無所成。波克知道如何排兵布陣。堡壘集團只會這個。”

“波克有沒有試圖把你拉進共產黨？”

“沒有，他覺得他能利用我，然後再把我丟到一邊。”五郎解釋說。

“他們和你在什麽時候分道揚鑣的？”茂雄問道。

“我的想法跟波克差不多，”五郎說，“我覺得自己也不笨，我利用了他，然後把他一腳踢開。”

“這段時間一定精彩得不得了。”茂雄狡猾地說。

“雙方都不抱有任何幻想，”五郎承認，“有趣的是，我妻子明美第一次看見波克的時候就知道他是個什麽人。她在日本碰到過不少共黨分子，一眼就認出了波克太太。我認為波克太太也認出了她，這樣一來，大家就都不會受騙了。”五郎讓弟弟放心。

“波克有沒有拉攏哪個正經人加入共產黨？”茂雄問。

“這個，大部分被他拉進去的日本人都是頭腦簡單的老實人，但羅德・波克是個很能幹的人，屬於咱們群島上最能幹的。”

“回顧這段歷史，五郎，你認為真有必要組成工會聯盟嗎？”

五郎常常思考這個問題，尤其是自從他與麥克阿瑟將軍團隊裏的美國勞工聯合會的溫和派成員過從甚密之後，於是他總結：“如果你還記得堡壘集團的立場，如果還記得連談論勞工問題都算是共產主義，見鬼，茂雄，我告訴過你那次我去見休利特・詹德思的事情。他讓我手裏拿著帽子站在那兒，像個莊稼漢似的。他虐待我，嘲笑我。茂雄，沒有別的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