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者前言

在中國史研究中，歷史事件、制度和人物太多地散發著一種冷冰冰的、沒有人情味的氣息。中國人的濃烈的溫情和仁愛消失在職官名稱、章奏和上諭的一片混雜之中。只憑變換那些著名官員的姓名就可以在實質上完成你對歷史的敘述。巨大的語言障礙只是部分原因，更為重要的原因則在於傳統中國史志和傳記的特質。其中固然有我們需要的原始材料，但是通常卻缺乏私人生活情況的記載。一個中國政治家的政績會被詳細記載下來，可他的生日卻通常付之闕如。中國的歷史記載是從國家的觀點來寫的，因而，查尋歷史人物的七情六欲的任何努力通常都會一無所獲。只有把從私人信函、日記和奏折中搜集來的點滴材料拼湊在一起，研究者才能開始看到既有弱點又有力量、既有欲望又有嫌惡的活生生的中國人形象。

本書是透過中國歷史的表層深入到它的人類感情和人際關系的底層世界的一個嘗試，並在這一研究中給19世紀晚期一位重要的歷史人物注入一些生氣。盡管我已經專注於對李鴻章的研究，而且開始感到近代中國史學家們並沒有對他作正確的觀察，但是當我在福特基金會國外地區訓練研究基金會資助下在台灣進行了為期九個月的研究之前，我並未意識到幕府制度的重要性及其對李鴻章一生仕途的影響。在台灣，我還開始意識到人際關系滲入中國社會的程度是如何之深，而外國人對它的真正了解又是如何之少。“初生牛犢不畏虎”：我決定通過李鴻章和幕府制度的綜合研究，對中國的人際關系領域作一探索。時間和空間使得有必要限制一下這一研究的範圍，但是我希望這一研究在近代中國歷史這一迷人的側面會給他人揭示一些新的研究途徑。

許多人給我的研究提供了幫助，在此列名向每個人致謝，讀來會冗長乏味。然而我還是想不避自相矛盾之嫌，列舉幾個特別值得一提的人。

我首先要感謝前國立台灣大學李定一教授，是他將我引入幕府制度研究中，並無償讓我占用他的時間，分享他的觀點。沒有他的幫助，這一研究是不可能的。李氏家族成員中，李國瑊、李家煌、李家煒，特別是已故的李國超，給我提供了關於李鴻章及其家庭的有關材料。我還要感謝伯克利加利福尼亞大學的J.R.勒文森教授、W.埃伯哈德教授和H.F.舒爾門教授，感謝他們在本研究過程中給予我的建議、批評和指導；感謝戴維斯加利福尼亞大學劉廣京教授通讀書稿並提出了許多有益的建議；感謝喬治·華盛頓大學中蘇研究所近代中國校際研討會各位成員特別是該研討會主席弗蘭茲·邁克爾（梅谷）教授，他們討論了本書的一些基本觀點。當然，毋庸置疑，書中的史實訛誤、闕漏或闡釋不當概由本人負責。

福特基金會國外地區訓練研究計劃基金會和馬裏蘭大學總研究局給本研究提供了財政資助，在此一並致謝。最後，我還要感謝喬治·阿倫和安文出版公司允許我引用袁枚的一首詩，這首詩原載於阿瑟·韋利所著《袁枚——18世紀的中國詩人》一書中。

K.E.福爾索姆